来源:联合早报，2009-3-20

中国高等学府“官本位”现象在刚结束的“两会”期间成为一些代表、委员炮轰的对象，而新一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报刊《学习时报》继续开火，让学术独立于权力的辩论持续延烧。

题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的署名文章，严厉批评中国的大学“管理集权化、机构衙门化和职员官僚化”，并指出中国的大学要在国际上竞争，必须理顺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大学成为拥有办学自主权的独立法人。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3月8日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指出了目前高等院校中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和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的现象。

邵鸿说，不仅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的自主权多未落实，而且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等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加大了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控制和大学对政府的依赖。

他表示，应当明确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同时探索建立新机制，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据大陆媒体报道，邵鸿的上述发言获得大会委员的共鸣，“赢得了现场与会者最持久、最热烈的掌声”。

《南方都市报》引述九三学社的一份发言初稿报道说，邵鸿在发言时没有说出的内容包括：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国家部委司局级干部“空降”升任部属重点大学党政一把手，以及省市甚至县级行政官员提拔担任高校领导现象明显增多。

政府权力介入高等学术的弊端在今年“两会”再度被一些委员热议。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3月7日在联组会议上，当着高层领导的面炮轰说：“我们的现状是高校事实上被剥夺了办学的自主权，教育部由一个职能部门，变成一个高度集权并且自我扩张权力的领导者。行政通吃之下，高等教育被异化了。”

《学习时报》文章归纳出高等教育异化的三个面向：外部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合一的高度集权体制，内部决策权、行政权和学术权的职责不分；大学管理集权化、机构衙门化和职员官僚化，行政权力簪越学术权力及办学效率效益低下；官本位意识形态变成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蔓延于高校。

学术遭权力腐蚀

近日中国爆发的一系列学术造假丑闻，论者多归咎于学术遭权力腐蚀。

《科学时报》日前报道，中国每年网上揭露的学术造假事件约百起，下至研究生上至院士都被牵扯其中。

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因“论文造假”日前被开除，随即又爆出六名教授联名投诉、涉嫌“抄袭剽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不再被续聘；上海前日也通报了数名学者论文抄袭剽窃事件。

官方媒体在面对这场学术对权力的拉锯战时仍有所顾忌，《南方都市报》发现，中央电视台在报道3月8日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活动时，16名委员当中独漏了邵鸿要求学术独立的发言内容。

新华网3月3日《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何屡禁不止？》的报道，虽然没有直指权力污染学术的根源，也分析说：“一些学术机构的领导者和研究经费管理部门官员，在分配研究资源和经费时，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而揭露这一现象的努力遭到压制，是导致学术剽窃现象持续存在的体制原因。”

虽然对应“学术造假”的“自主创新”是中共提倡的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权力腐蚀学术则被认为是妨碍中国学术界创新的元凶，然而基于政治考量，要求权力退出、学术独立、教授治校的呼吁应该无法获得当局的响应。

大学与大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扮演过政治改革推手的角色，无论是90年前的五四运动，或20年前的六四事件，中共恐怕都记忆犹新。在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面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等一系列挑战，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势必让学术对权力的要价沦为空谷足音。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http://www.chinaorg.cn/lrrd/05_ll_ws/2009-03/16/content_5312351.htm。中国机构网，2009年03月16日

制度出生产力，制度也出教育力和学术力。制度出生产力，这已经为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充分证实。但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滞，制度出教育力和学术力的振奋局面则没有在高等学校同步实现。可见，大学制度的创造性建构是我国教育创新和大学可持续发展中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方式、效能及高等学校的活动目标、活动原则、活动程序和活动效能。

鉴此，就我国高校体制来看问题主要是：

第一，我国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个内外“三权”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即：外部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合一；内部决策权、行政权和学术权的职责不分。由此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个性，不能真正体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意志。大学变成事实上的政府附属行政官僚机构，而不是按照教育和学术机构的逻辑发展。

第二，大学管理集权化、机构衙门化和职员官僚化，以及由“三化”必然带来的机构臃肿（叠床架屋）、队伍庞大、行政权力簪越学术权力及办学效率效益低下的现象。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如今我国高校拥有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人员队伍。

第三，官本位的人事任用制度导向及其带来的官本位意识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而蔓延于高校。

一方面，大学之间竞相攀比行政级别，管理岗位与行政等级挂钩。在这种岗位设置激励机制下，某些学校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在任上较多地为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积极谋划，而非为教育理想和学校发展尽心尽力，如此环境氛围难以产生教育家或职业型校长。

另一方面，教师待遇与官员等级衔接，兼职学者的身份异化和官僚意识增强。虽然大学也有“教师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但其活动更多地是学校政务活动的延续或贯彻行政指令。由于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向行政权力倾斜，导致学者竞相进身入仕。大学学者“教而优则仕”，学者愿意放弃学术研究，走行政仕途发展之路，对学术队伍建设和学术事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中组部和人事部于2000年发文明确提出要逐步淡化、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等学校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尽管有了不小进步，但总体上涉及的多是一些外围问题，比如：一是围绕以减轻政府投资压力的经济创收机制改革，像教育收费、后勤社会化、大学城建设之类的；二是面向普通教师的人事制度改革，像教师聘任制度、工资分配与业绩考核制度等等，这些改革固然也很重要，但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体制，尤其是高校的领导体制改革并未涉及。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大学制度建设之所以特别困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观念的惯性思维路径。

中国大学和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管理体制的竞争。在2006年国际《财富》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发言指出，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他的观点充分表明了制度建设之于大学可持续发展及其培养创新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高校体制改革及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目标的实现，国家提供新鲜的制度资源或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相当重要，没有这一环节，高校很难有突破性进展。因此，相对于过去强调大学发展的资金、人员、设备等要素改善而言，改变传统制度低效率运作对大学发展的“制动”状况，无疑是促进大学发展和学术创新的关键点。

世界大学发达史表明，大学发展既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为大学提供怎样的资源和制度环境，又取决于大学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我创造制度资源的条件和能力，两者的失衡必然影响到大学发展。因此，改变执政方式，理顺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围绕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作者: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