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莫如深道避讳

削足适履求生存

                               孤松随笔

    文章屡屡被删，不得不自我反省，细加斟酌，反复修改削足以求适履，弯腰以免碰头。强权之下只能从良做顺民，无奈之中还是无奈。

三千年的灿烂文化造就了讳莫如深的民族。在一个隐晦无奈的时代，人们做每一件事都要遵循行业潜规则，就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是专门给桀骜不驯者定做的，说话写文章更是如此，必须避当权者之讳，否则删你没商量。这让我想起了五代时期的大人物冯道（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人）。

冯道的弟子读《道德经》遇到“道可道，非常道”时全都读作“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因为“道”是冯道之名，“可道”是冯道之字，要避长者讳，要避强权讳，只能是“不敢说”。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独裁专制逐渐被人们唾弃，民主人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护，言论自由明确无误地写进了《宪法》，但没想到我们还是“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真让人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中国人很含蓄，表达自己观点时也是拐弯抹角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与其说是含蓄不如说是中国人在三千年漫长的政治倾轧、党同伐异进化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普通百姓如此（你看，我写文章就不能随意直写，尽情抒怀），高官也如此（一句“不折腾”衍生出无数种解读，甚至截然相反的猜测）。发令者表达出的往往是模糊、晦涩、旁敲侧击、模棱两可、让人费解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众人或盲从或逃避或曲解或挖空心思试图诠释之。领导思想，精微无边，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紧跟领导表忠心，全在于个人的灵性和对领导人心思的揣摩。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某某做得最好，据《毛泽东的生活秘书XXX》一文记载：“毛泽东在列车上见过XXX以后，日思夜想，有一次在纸上频写XXX的名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XX心领神会，便把XXX调到中南海专门为领袖服务了”（注：文中XXX为笔者所加，原文为真名实姓，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笔者改为XXX）。现代人除了必须避领导之所讳、避极权政治之讳还必须认真揣摩领导心思，领会领导的主张，做奴才难啊！

其实，那个赵高指鹿为马测试朝臣忠诚度，也倒来得痛快，来得实在，不过好像现代人更神秘、更艺术，叫做“统一思想”，是指鹿为马前提下的统一思想，以绝对服从为前提的统一思想，强权主导下的大批判，消灭异己的大辩论（毛的话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 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肃清灵魂深处自由思想的大鸣大放。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其后的历次运动莫不如此。这就是现代政治史上党同伐异的进化，红色恐怖中造就了政治史上空前的统一。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至今还很崇尚当年的政治，羡慕当年的思想一统，步调一致，崇拜那个缔造了红色封建王朝的领袖。

因为避讳的需要，那个红色封建王朝的档案至今不能解密，在愚民政策主导下，他们的所作所为至今讳莫如深。这就像公仆们的财产一样是绝对不能公布的。作为百姓还是“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