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