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我曾在香港参加一次关于新媒体和社会责任的国际会议时，发表了以下的论文。

 

SEEKING FREE AND RESPONSIBLE INTERNET MEDIA

IN CHINA CONTEXT

 

摘要：网络媒体不仅仅是渠道和信息，而且还是人的思想生命。人成为网络的信源、通道和信宿的统一体，在网络空间中，思想追求的自由正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网络媒体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撒旦，它的技术特性一方面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成为现实社会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本文分析中国网络媒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实现自由而负责的网络媒体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网络媒体 自由 责任

 

人类历史上每一种关键性技术的突破，通常都会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的转型，而互联网正式这样一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关键技术。自1994年互联网全功能接入中国以来，其媒体功能得到迅速发展。而今，通过网络媒体信息，获得休闲和娱乐，已成为中国主流人群重要的生活方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7年6月发布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的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网络媒体必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其全景式的交流取代了通常意义上的反馈，实现了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全方位融合。它所面临的挑战正在打破人类的正常思维，许多不可预期的矛盾都可能纠合在一起。

一.               网络媒体面临的挑战

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是国家所有，主要实行集权主义管理模式，对信息的控制比较严格。大众传媒承担着传播信息、引导主流舆论、传承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开启了信息自由流通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但另一方面，其信息传播特点而带来的自由与责任的悖论与挑战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有限的自由与多重的责任

信息技术的特性似乎使得网络媒体天然规避了政府的严格控制，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监管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传统媒体。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从资本构成的角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官方媒体――国家给予财政支持，直接受政府控制。主要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等；商业媒体――综合门户网站，属于私人所有的商业公司，主要以搜狐、新浪、网易、中华、TOM等为代表；半官方媒体，以千龙网、东方网、中青网等为代表。政府资本和管理介入，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

对于官方媒体和半官方媒体而言，政府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所有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方式对它们依然适用。商业媒体表面上似乎拥有更多的信息传播自由，但根据政府的规定，商业媒体并不拥有新闻采访权，仅仅具有新闻刊载权。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媒体的自由无疑也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网络媒体面临多重的利益诉求和多重的责任。对于官方媒体而言，一方面是政府和党的喉舌，要对政府和党负责；另一方面它们也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需要应对资本逻辑的挑战。而商业媒体作为市场主体，它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市场和利润；同时，作为媒体，它们也必须接受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所有管理和规定。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它们还必须承担起作为大众传媒所必须承担的“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递文化遗产”的基本功能和责任。（哈罗德.拉斯维尔，1948）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网络媒体正处在多重利益诉求的夹缝中艰难成长，面对有限的自由和多重的责任一筹莫展。

 

2．民主政治的进步与主流舆论的失控

 

对于中国而言，网络媒体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有着巨大的舆论承载和沟通功能。在网络空间，每一个个体―――网民，都可以成为网络媒体本身。在网络出现之前，中国人从来不曾像今天一样能够快捷方便地获取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诉求，执政高层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与底层民众保持近距离接触。这种技术的变革，有可能打破长期以来官僚集团对信息的上下封锁，有助于执政者直接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开辟了一个理想的公共话语空间，使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平等而广泛的话语权,使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所受的文化压抑和政治压抑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全球化、海量递增和传播渠道的极度多元化、简单化，使得网络舆论处于一种众语喧哗的混乱状态。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不断交汇、碰撞，各种虚假信息、色情信息无处不在。网络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控制范畴，政府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处境，主流舆论面临失控的危险。

任何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舆论处于失控状态，必然会引发重大的社会动荡乃至政体的崩溃。目前，网络的技术特性使得网络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存在一定难度，而网络媒体作为大众传媒本应担负起的引导主流舆论的社会责任也存在很大程度的缺失。

 

3．社会的减压阀与网络暴力的泛滥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高速进步的黄金期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这既是经济增长的突进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积聚凸显期。社会分层、社会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渠道缓冲，社会情绪需要以某种方式宣泄。网络的自由性、全球性、交互性和快捷性，激发了人们想说敢说的欲望，客观上就承担起缓解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减压阀作用，这本身是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但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快捷性，很多网民在发表意见时缺乏理性思考和社会责任感，言说者往往态度偏激，观点尖锐，言辞激烈，行文犀利，个人感情色彩浓厚，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倾向，（凯斯•桑斯坦，2003）对很多问题的争论最终发展为网络暴力。

 

所谓的“网络暴力”，可以分为网络语言的暴力化和行为的暴力化。（闽大洪，2007）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暴力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2006年震惊中外媒体的“虐猫事件”、 “铜须事件”还是2007年的“最恶毒后母”事件，网络舆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网上，而是直接延伸和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网民的语言暴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大有对当事人形成灭顶之灾的架势。

自由并不意味着侵犯他人的权利，网络暴力映射出了网络媒体普遍存在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反映出了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网民媒介素养的缺乏和道德感的淡漠。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人类话语权的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对人类的道德发展提出了挑战和考验。

三．构建自由而负责任的网络媒体

 

早在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就提出从政府、媒介、公众三个纬度上来构建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毫无疑问，网络媒体时代，这依旧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

 

网络媒体的核心是——媒介不仅仅是渠道和信息，而且还是人，人成为信源、信道、信宿的统一体。其全景式的交流取代了通常意义上的反馈，实现了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全方位融合。基于此，我们在分析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时，必须明确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主体有两层意义：一个是作为专业传播者的网络媒体，另一个就是网络中每一个自由发布信息的网民。

 

笔者认为中国背景下实现自由而负责的网络媒体主要有以下三点：

 

 1．政府角色从谨慎的控制者转换为积极的引导者

 

美国网络立法专家马克斯维尔的研究表明，在多数民主国家，互联网管制的重点时防范网络色情和商业侵权活动，对民意表达采取的是温和的行业自律政策。（转引自严久步，2003）处于社会政治、经济飞速发展和巨大变革进程中的中国，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情寻找到适合中国背景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中国一直以来把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实行党管媒体的原则，政府是大众传媒的所有者和直接管理者，可以直接控制信息的发布，引导舆论走向。但是网络媒体时代，政府的角色不应该再是管理者和控制者，而应该转变为积极的引导者。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承担了建设主干计算机网的工作。这样，政府在提供启动资金、制订全国性的条例和通用标准方面可以发挥总设计师的作用。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管理法规，但是其中存在很多与互联网发展特性不相符合的规定，因此，政府有责任制定出符合互联网发展特性的政策、法规，从而有效引导网络媒体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应该改变对信息传播自由的恐惧，积极、有效的引导网络媒体的议程。政府可以赋予网络媒体积极的自由，给予商业媒体一定的新闻采访、发布权。让网络媒体在真正的新闻自由权利之下，加强行业自律，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

 

 另外，政府要积极创造良好的政治、法制环境，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虽然网络为普通百姓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观点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网络舆论只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有国家民主法制的健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才能最终控制网络情绪型舆论的弥漫。

   

2．加强网络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网络媒体时代，从表面上看，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受到极大挑战。但实际上，专业网络媒体在设置议程、引导舆论方面依然具有很大的潜力。根据“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总是由可信度较高的媒介流向可信度较低的媒介。(Reese,S.D., and L.J.Danielian ，1989）在网络平台上，由于把关人的消解和弱化，充斥着大量信息泡沫和信息垃圾。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媒体的依赖会更加强烈。因而，加强专业网络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最大限度发挥其议程设置的能力，是构建自由和负责任的网络媒体的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由于资本逻辑的挑战，近年来，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盲目迎合网民需求，使得虚假信息、黄色新闻等有害内容弥漫方网络空间，损害了网络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除此之外，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络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尤其是商业媒体，由于其不具有新闻采访权，很难吸引到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为此，网络专业媒体要加强行业自律和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养，让网络专业媒体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

 

因为网络的自由性、去权威性和去中心化，网络专业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时，尤其要重视引导艺术和传播技巧。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使用与满足理论”表明，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者的态度，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导舆论。网络时代，受众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形成了不同的网民群体和网上虚拟社区，网络专业媒体应该抓住网民上网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从尊重网民主体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安排传播内容和形式，从而有效设置议程。

 

3．让每一个传播个体成为负责任的“把关人”

 

网络媒体时代，人成为信息传播的核心，目前中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在空前自由的网络传播空间，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责任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由而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是否能够实现。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是强有力的工具，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部取决于人类自己”（龚剑星选编，体验宇宙---爱因斯坦如是说，130页）

 

在中国，政府文件、内部会议、开吹风会、打招呼等方式对网络专业媒体仍然是有效的，但对个人如何约束？约束的底线在哪里？目前，一些国家采取网络实名制，以此约束个人在网络空间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但目前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无论从技术、资金还是管理层面都是很难实行的。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让每一个传播个体成为负责任的“把关人”。（库尔特·卢因，1947）

 

媒介素就是指人们面对传媒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张开，2006年）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中国作为目前在全球互联网用户占第二位的大国。在“人人传播“的网络媒体时代，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和道德观念，无疑是实现自由而负责的网络媒体的现实途径和关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素养和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培养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提是中国媒介设施的健全，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

 

 

结语：

 

网络媒体时代的来临开启了言论自由的魔盒，普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哈贝马斯理想中的公共领域得以实现，麦克卢汉预言中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得到最大限度的印证。网络媒体以强有力的姿态挑战着政府权威和言论管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于网络媒体，全方位的控制和管理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自由和负责任的网络媒体的实现最终依靠的是政府的良性引导，专业媒介的自律和人类自身对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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