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党国英：历史没有跳跃

打开凤凰资讯，有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历史没有跳跃”。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越发体会到这话的不凡意义。人之为人，是因为人会用概念思考，把概念作为连缀思想的元素。这种思考方式的好处是人容易把认识对象做简化处理，使外部世界更容易把握。但是，用这种思考方式一不小心就容易夸大不同类型的差别，形成过度跳跃的思维方式。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最容易发生过度跳跃的思考。人们以为，社会制度有那么几种类型，非此即彼。这种概念上的跳跃，反映到现实理想上，便是对历史跳跃的迷恋。文章不长，一气看完，余由未尽，在今天马歇尔统治了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及他的弟子凯恩斯则统治了宏观经济学间生发感想。如，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一边是模型，一边是现实，模型越是接近现实，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经济学家的数学素养早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家，正如物理学的发展曾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批数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变成为数学家。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而经济学则问题多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工人阶级的未来”可以说是“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起点。马歇尔本人，原来也是一位经济历史学者，他不仅创立了“阶级冲突和社会分层理论”，而且“社会权利”这个概念也最终被写进1966年的联合国权利公约，使马歇尔成为世界著名社会学家。

这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周一提议,建立规模2兆(万亿)美元“有着马歇尔计划精神的全球复苏基金”。他认为，全球复苏基金在短期内提振需求，弥补迟滞的消费，较长期而言，将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瓶颈，从而维持需求。避免全球持久衰退取决于“我们能否克服保护主义”，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拿出果断、规模足够庞大、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实施的财政激励措施”，除非所有国家采取协同行动，否则全球衰退持续时间将延长。林毅夫表示，他希望这项提议能在4月份伦敦的20国(G20)峰会上讨论。这算题外话。参考：看胡哥如何化解“人仔”挑起的货币战争

马歇尔认为公民地位才是所谓生活的实质，虽然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制度也许永远难以消除，但它必须以一个平等的公民权为前提，才是可被接受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一个机会平等、符合人性和尊严的普遍公民权制度，任何社会差别或者社会阶级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将充满压迫、动乱和恐怖；反之，只有当普遍的公民权得以保障，一个容忍结果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社会秩序才可能维持，而且促使社会差异本身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马歇尔对公民权利进一步阐述，从基本民权到社会权利19世纪英国的基础教育普及却第一次带来了社会权利的普遍化，因为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在劳动市场的价值（人力资本）教育，从而改善了所有贫困家庭孩子的未来，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前提。

马歇尔对公民权演化的历史考察和在此基础上的公民权利三划分：基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基本民权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则是参与政治的权利，普遍的选举权是核心；社会权利则视公民当然享有教育、健康和养老等权利。

循着时间之维，马歇尔将公民权利的形成归纳为从基本民权到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的三阶段演化，并标志着国家职能和相应制度的改变，以英国为例：从大宪章到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案通过，或者说整个18世纪，基本民权不仅作为法治的准则，而且因为独立的司法裁判制度得以实现，许多旧的比如关于新闻审查的法律被废止。在经济领域，基本民权则体现为劳动的权利。19世纪，当围绕这一权利的斗争形成劳工运动，来自社会大众对权利的集体诉求，比如工会主义，超出了基本民权个人主义的范畴，也挑战了原先只属于少数人的地方化、特权化和阶级化的政治权利分配格局，原先含混着政治权利和基本民权的代议制议会开始出现功能分化和向政治权力的专门化趋势——也就是权力向下院的转移。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参与从原先地方性的、属于少数人的责任转化为大众渴望的权利，公民普选权的讨论与实现成为可能，民主的代议制也成为这一权利的集中体现。到1918年最终确立普遍的选举权，公民不再是地域性的市民，而被赋予了国家的，也就是政治的意义，自由成为普适的——从英国到日本，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都在这段时间或者稍后实现了普选。

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描绘的演化路径中，与政治权利作为基本民权的扩展不同，社会权利可以追溯到传统社团或者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传统被济贫法和工资法规所替代。波兰尼在《大转折》中强调过“济贫法—Speenhamland体制”曾经起到的维持贫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不过，这一最低限度的社会权利在漫长的早期资本主义过程中游离于公民权之外，仅仅是针对贫民、贫困病人等所谓弱势群体的救济。中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安全网与之非常相似：对那些政府救济的下岗职工、贫困居民来说，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通常意味着放弃进一步的权利诉求。但是，19世纪英国的基础教育普及却第一次带来了社会权利的普遍化，因为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在劳动市场的价值（人力资本）教育，从而改善了所有贫困家庭孩子的未来，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中与基本民权和政治权利一样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也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

此外，教育权也是社会权利的基本内容只有当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内化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才可能籍由公民权的主张得到实质的改善。

更重要的，马歇尔发现，在梅因论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过程中，基本民权比如财产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拥有，而在于能否取得，而能否取得，又取决于能否保护，而能否保护又在于所有者能够解释财产的合法来源。如果缺乏教育，如何向法官大人解释呢？只有当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内化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才可能籍由公民权的主张得到实质的改善。

与教育权类似，失业救济表面上是对失业者的福利，但因所有劳动者皆有失业的可能而成惠及所有公民，且每个劳动者皆有承担和分摊社会保险义务的权利；同理，公民的健康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事务，而是关系社会平等的集体权利，其实现也端赖全民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这正是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也是我们区分新欧洲与美国模式的关键。

不过，马歇尔提醒我们，就像基本民权依赖独立司法、政治权利依赖议会民主，社会权利则依赖发达的法律程序和社会服务为主体的国家职能转型。最近一任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社会学家、英国工党的思想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他最近20年的研究在马歇尔的公民权利三划分的基础上添加了第四象限——生态权利，而且推进到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探讨。

相形之下，国内理论界对马歇尔的社会权利还相当陌生，对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也缺乏深度研究。浮在表面的左右之争尽管在全民教育、健康等问题上交锋激烈，却缺乏对社会权利的起码共识。所谓自由主义者往往忽视社会权利、鼓吹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认为宪政改革以及政治权利能够解决社会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危机；而“新左派”和老左派只是强调教育、医疗的社会福利属性，强调大概永远无法消除的阶级差异，却避开普遍公民权本身以及公民权对社会平等的积极意义；新的“大国主义者”同样忽视普遍公民权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作用，停留在精英政治或者精英公民的立场中。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公民维权运动的维权分子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实践似乎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马歇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三阶段论”的新模式。即，“中国模式”。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社会问题，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尽管中国并非实现长期发展的唯一国家，但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5、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奇迹。但“中国模式”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环境严重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官员的腐败问题未得到有效遏止，尤其是内需也没有得到有效拓展。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与尚未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一起，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模式”令政府可以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首先，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快速干预救市计划。尽管有舆论认为救市计划制订得过于仓促，但从过去两个月判断，经济稳定计划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

其次，新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换代，这些领域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过去严重稀缺。此外，对国内社会安全网络的投资不仅涉及医疗和社保，还涉及增加住房补贴。这有助于缓解房产市场需求不足。

同时，政府援助计划中提供的农村地区增量投资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非经济因素在任何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中发挥着和经济因素同样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民众相信国家的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中国领导人也继续因广泛信任而享有很高支持率。中国人深刻体会到过去30年的成就，现在更坚信一个更加开放、与世界不断融合的中国是唯一出路。如果“中国模式”真的能帮助中国克服前所未有的危机，解决“历史没有跳跃”的难题，之后，中国或许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也是目前渐进改革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世界上，可别看这个模式，更别谈那个主义，实际上不少国家是军人统治，表面上实行的是共和体制，有一部民主宪法，却完全没有民主共和之实。尽管这些国家也会随世界潮流缓慢变化，但不会以发展的眼光把民主共主宪法的文本变成现实。如，谈及中国的民主前景时，会有很多不同观点，但也存在一定共识。一位官员所描述的：“没有人预测是在五年以后。有人认为要10年到20年，有人说30年左右。但没人说还需要60年。”

最后，我想再谈一下马歇尔，谈另外一个马歇尔，那个在中国人心中著名的马歇尔，谈“再见马歇尔，历史有副私表情”

听到马歇尔这三个字，中国人很快就回忆起二战后美国为帮助被打成筛子的世界恢复元气而设立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当时就很纳闷了：早知道今天某些国家的这党那党都是过河拆桥，以党谋国，当初何必养虎遗患呢？

当然，相信当时的马歇尔也不是傻子，面对上了苏联的冷战以及在心力憔悴的欧洲内部隐埋的第三次大战危机——如果欧洲和亚洲人民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无法得到满足，历史的机器里难免催生出希特勒式的人物带领人兴风作浪。站在资本主义阵营领导者和全球战略家的角度他遇预见了危机的根源，并最终化解了它，使美国获得他的欧洲利益代表群和亚洲和平维护者的形象？

这些钱折成今天的市值是880亿美圆，要求国会批准这一款项才是真正的挑战。钱是美国纳税人的，他们不愿意掏钱，你也只能干瞪眼。况且，口才不是一天炼成的。历经二战洗练的他最终以雄辩和诺言取胜。在此，也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有着马歇尔计划精神”提议能在4月份伦敦的20国(G20)峰会上讨论，更愿领导全球复苏基金的中国人能像历经二战洗练的马歇尔那样，最终也以雄辩和诺言取胜？

因为，比起同时代的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的赫赫名声，马歇尔的名气看起来要黯淡很多。但在前几人更为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面前，马歇尔更象是集体主义群雕里最闪光的那一部分。在荣最汹涌澎湃席卷而来时，他却悄然在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辱中隐去或被隐去。

美国人说，他与美国历史上另一人有惊人的相似处——乔治.华盛顿（放弃当美国皇帝）。但今日的中国人，会这么看吗？假如我们今天能再见马歇尔，会认同其对“天下为公”的中国进行批判：“历史有副私表情”吗？

附：精神的边界：体制化的救赎，让人想起肖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