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笃信实施计划经济，就可以达到建构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目标，他在江西时期即取法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江西时期，蒋经国的「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目标，订得不高，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鹄的，并非天边的彩霞，看得见摸不着。他的目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人人有工作（二）人人有饭吃（三）人人有衣穿（四）人人有屋住（五）人人有书读。」蒋经国认为，这五样事情是政府应该为人民尽到的责任，但是，老百姓也不能光享权利而不尽义务，老百姓有义务做到这些事：「人人要劳动、人人要读书、人人要当兵」，做得到这些事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家家穿得暖、家家吃得饱、家家住得好。」的权利。此与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当局宣扬建立一个富而有礼的小康社会，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为了让赣南的老百姓「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当然要有具体的做法。蒋经国向他的父亲提出了他在赣南的「五年计划」。蒋经国决心在赣南发展公用事业、合作事业。虽然这些公用事业从今天的观点回看，令人觉得幼稚粗糙，但这项计划却是以托派思想为核心的蒋经国，他的经世济民的思维内涵。所谓公用事业、合作事业的内容，照蒋经国的说法，他想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生产方法，做到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树立重工业之基础。而且要在江西兴办电厂、机械厂电机厂无线电厂、火柴厂、电池厂、漂染厂、染料厂、制革厂、纸厂、酒精厂、炼油厂、纺织类麻织厂、碾米厂、罐头厂、面粉厂、糖厂、文具厂、玩具厂、印刷厂、钢铁厂、瓷厂、水泥厂、锯木厂、建筑公司…。

旧社会的赣南，是相当贫穷落后的，但是，蒋经国以他十二年的苏联经验为基点，他想把赣南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专区，将来更可扩而大之将江西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蒋经国对他父亲说的「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这不过是蒋经国讲的「官话」，毕竟，孙中山从不曾像蒋经国这样，连老百姓生活用品都计算得毫厘不差的。蒋经国在他的「五年计划」中悬鹄了这么一段理想，他要让赣南老百姓在五年后享受到如下的经建成果：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费棉织品二丈五尺，毛织品一尺，皮鞋一双，糖十斤，肥皂三斤，白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蛋三十六个，住屋面积每人平均四平方公尺。   

在路有冻死骨，沟壑处处可见野尸的战争年代，开出这些物资条件，已经是够诱人的「天堂」了。二十年后，蒋经国跟随父亲到台湾，江西的「天堂」美梦轮不到他去编织了，他开始在台湾制造另一个美梦，惟一不同的，台湾时期计算「梦」的单位，已经不是布几尺、鞋子几双，糖几斤，而是人均所得多少美金了，美金成为通货基准，也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计算梦的共识单位。   

江西时代饶富斯大林特色的「五年计划」，由于战争拖累，以及蒋经国个人官场调动等因素，未必照其规划完全落实，但是，已可无愧怍地向父亲展示其政绩。日后，蒋介石撤退到台湾，连续实施多期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很大一部份原因，系接受蒋经国建议。类此四年或五年「经济计划」，都可以见到苏联指令经济的影子，即便这些计划的实质内容已经和其原产地的苏联，相去甚远，但它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从台湾时期回看江西时期蒋经国列举的方案，不论是电厂、机械厂电机厂、无线电厂、火柴厂、电池厂、漂染厂、染料厂、制革厂、纸厂、酒精厂、炼油厂、纺织类麻织厂、碾米厂、罐头厂、面粉厂、糖厂、文具厂、玩具厂、印刷厂、钢铁厂、瓷厂、水泥厂、锯木厂、建筑公司…。其中除了电厂、酒精厂、炼油厂、钢铁厂，大多数已经由民间自行兴办，这是因为蒋经国在台湾从事的「计划经济」，很大一部份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而改变了苏联式指令经济的外观形体，变得让人辨识不出台湾时期「计划经济」留存的苏联印记。

蒋经国在台湾完成的十大建设，诸如大钢厂（现今之高雄「中国钢铁公司」）、大船厂（现今高雄之「中国造船厂」）、大炼油厂（现今之「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总厂） 凡是挂上个「大」字的建设，何尝不有俄国遗风。蒋先生在苏联十二年之见闻，在江西空留遗憾，未能完全实现其建构「小苏联」梦想，但是，他却在中国东南海隅的台湾岛上，基本实现了他的「小苏联」梦想。

               两条腿走路之二：秘密警察组织之建构

蒋经国对秘密警察的坚定信念，可以从他与蒋介石的一次家书对话中，得到印证。蒋经国举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清洗红军异己份子，枪决八大红军将领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斯大林枪决红军八大将领的目的，是要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这批原本外表拥护斯大林的将领们，怎知他们竟有反斯大林的阴谋。

蒋经国告诉父亲，俄国这个国家的观念是，要打胜仗需要有千军万马，但是，如果敌人想颠覆一个领导人，他只要在你的参谋总部里潜伏一两个人，就可以杀死你的千军万马。年轻的蒋经国似乎在提醒蒋介石，「领袖之左右，必有企图造反之人」，你今天认定最「忠实」的手下，也不能光以言论来论断他的忠奸，而应该长期考察这个人的言行举止。

至于前边提及，蒋经国深信，要抓住民心得靠计划经济，要抓住政权，则要仰仗秘密警察。以他两条腿走路的方略而言，光有江西的计划经济实验，还不足以完善他的政治生活经验，因为，他还欠缺情报组织的经验。由于军统局局长戴笠突因空难死亡，让他有一线机会，参与国民党改造其陈腐而重迭的情报机构。

他向蒋介石作出试探性的动作，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二月，蒋经国大胆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他的中国版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KGB的前身）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如果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儿子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早在一九四七年即可成为比戴笠权力更膨胀的情报头子，依照蒋经国规划的这项计划，「特种监察网」将是笼罩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等，六大情报系统的太上机关，而蒋经国就是这个太上机构的头脑，直接向他的父亲负责。

令蒋经国扼腕的是，这套「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因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无限期延搁了它的进程，最终石沈大海。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急速覆灭的过程中，蒋介石必定十分恼怒未在一九四七年采纳儿子的建议，建构一个中国版克格勃，只是当他面对治丝益棼的国共战局，再度审视蒋经国这项书面计划，悔之晚矣。

一九五０年三月，下野一年余的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蒋介石复行视事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人事任命，就是要蒋经国担任总政战部主任，与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前者是在军队里面密布眼线，建构军中情报网，镇压混杂在军中的异己份子。而总统府资料室则是前述「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之变体机构，同样拥有情报机构太上皇的无上权限。

总统府资料室日后改组为「国家安全局」，蒋经国始终是实际的负责领导，无论「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谁，蒋经国始终是幕后老板，直至他一九八八年去世为止。

固然蒋经国在大陆时期提出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它的组织属性类似苏联KGB之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来台初期的总统府数据室，属性尚未定型，然而，自从一九五０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为了韩战，针对中共所作的情报侦搜工作，开始大量支助蒋经国领导的情报组织，此期间，从总统府资料室到「国家安全局」，在组织建制、训练方法、情报技术、情报设备方面，都大量吸收美国提供的经验与资源。

自「西方企业公司」到「海军通讯辅导中心」（NACC），蒋介石授权把所有的情报事务委诸于蒋经国，他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当局的惟一对口负责人。但是，综观整个蒋经国时代的情报组织，尽管它们花用大笔得自美国的经费，接收大批被美国淘汰的「先进设备」，甚至为了因应与美国情报单位协调作业之便利，国民党当局的情报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都完全放弃及推翻了「中统」与「军统」时期，洋溢着俄国作风的情报特色，而大量移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尽管如此，蒋经国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却依旧未变其苏联模式。

坦言之，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情报组织，其形体是美国的，但灵魂深处的思维脉络却仍饶富俄国精神，直至蒋经国故世，台湾的情报组织自然也不存在此一俄国游魂矣。     

    总结而言，不论是江西「小苏联」梦想的雏形，或者台湾「小苏联」梦想的实现，这与蒋经国留学、落难苏联时之所见所闻，相去甚远，台湾受到美国之深远影响，尤甚于受苏联影响之部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容或尚有苏联的形影，但并非全然是苏联的「复刻版」，自从蒋经国逝去，连这仅有的形影也化作一缕轻烟，消失无踪。

蒋经国毕生廉洁奉公、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怨无悔的革命热忱，都在在彰显着他身为一个托派共产党员的理想性格。在派性上，他固然与中共老辈革命家有所差异，但人们从他毕生事迹即可强烈感受到蒋经国与中共老革命之间，却存有更大的相似性。虽然他自二十七岁以后，为了尽忠尽孝，即绝口不提「共产党员」四字，不可讳言，在蒋经国的灵魂深处，他仍是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者。(本文投稿鳳凰周刊，業經於本期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