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辣酸甜二十年

一

1988年，我刚好高中毕业。那年，好像只有山东滨州医学院招收残疾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同学都背过我。残疾得太重了，上大学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生存是第一要义，我迫切地想能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当时最简单的工作——糊火柴盒、做信封，只要能够自食其力。毕竟，青春燥动的梦想可以在八小时之外去追寻。

那天一早，在我焦虑的目光中，父亲走出家门，特意到区里去为我代办待业证。直至下午，父亲才回来。没他容落座，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待业证呢？”父亲显得有些疲惫，放下手里的包，轻声地说：“我问过很多人，都说残疾人是不办待业证的，应该找民政局。”“什么？……”如遭当头一棒，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残疾”两个字顷刻之间变得异常沉重!

在处理兄弟关系时，作为老大的父亲喜欢主持公道，因此得罪了婶婶。在为家里的事与父亲发生口角时，婶婶总会拿我说事儿，眩耀她的命好——有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而父亲惟一的儿子却是我这个瘫子。婶婶人倒不坏，而且她说的是事实，我没怎么在意，可母亲气得要命。

邻居好心地建议我学裁缝，就是我愿意，身体也做不到。想去学家电维修，行动却实在不便；想就近摆个小摊，父母舍不得我风吹雨淋，就是不肯。

“身体健康”——当时几乎所有的招工广告都如此众口一词。每当看到这四个字，心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深深窒息。残疾如同一道鸿沟横亘在残疾人与社会之间，难以逾越……

工作，不只是饭碗，更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一座桥梁。我不想再成为母亲酸楚的叹息，可除了面壁苦读，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抱怨何用！孤寂难奈中，与诗书为伴，夜以继日；痛苦失意时，仍心向光明，愈挫愈勇……

好在时代在进步，《残保法》的颁布，县残联的成立，都让我看到新的希望。

为了工作，更为了突破残疾的障碍，举家迁至县城。九二年的时候，家里又东挪西借，让儿麻的我到北京做了脊椎矫形大手术。记得，当时父亲还去中残联寻求过帮助。

随着诗文的偶尔获奖，我的交往空间大了起来。

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成功地为县电视台策划了一台中秋晚会。不久，那台晚会的赞助企业公开招聘文案策划。我觉得很适合自己，绝对是个机会。

为这事儿，父亲去找县里的一位主要领导，没想到他竟说这个口子是不能开的!残疾人找工作，怎么就成了开口子？！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待业证，没有“健康”，连应聘的资格都没有啊！

父亲不死心，又去找了分管残联的副县长，他得知我的情况，二话不说，拿起电话就打给了那家企业，可老总不在。当天下午，这位副县长就联系到了那家企业的老总。由于当时没有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硬性规定，企业百般推脱，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时光飞逝，我的一九九七终于到了！在县电视台朋友的积极撮合下，在香港回归前夕，我拥有了平生的第一份工作――某企业总经理秘书，体面而风光。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份工作竟会是企业所做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炒作，不仅没签合同，而且是最低档的临时工待遇，中秋时连月饼都没发。可我毕竟走出了家门，舞文弄墨也算得心应手，自然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坐黄包车准时上下班。

年底前，领第一代《残疾证》时，我执意将“工作单位”一栏空在那儿。果不其然，我只做了半年多，这份工作就毫无悬念地寿终正寝了。

二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为县聋哑学校友情策划了一个校庆活动。校长很能干，学校创办才三年，就在政府、企业等方方面面的支持下，筹资建起了新校舍。从校长、老师诚挚的话语中，从残疾学生纯真的笑脸上，我感到了爱的力量，看到了无限生机……

就在那一年，县里的两位残疾人参加了远南残疾人运动会，载誉而归，第一次让残疾人成为全县瞩目的焦点。

其实，不管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在生命中，始终有两股力量，一股使劲地把你往上拉，一股拼命地将你往下拽，一上一下，一阳一阴，错综复杂。

可作为残疾人，总有太多的力量要把你往下拽。世俗总是视残疾人为另类，“好心”地劝你低头，觉得你就该窝在家里，委曲求全。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绝不做社会的包袱，非要活出个尊严来不可。今生注定无法自由行走，那我就在思想的天空里高高地放飞梦想，哪怕梦断蓝天！

适者生存，天道酬勤。记不清经历了多少痛苦的反嚼，吞咽了多少霸道的误解，跨越了多少内心的绝境，我始终以手中的笔作舟作浆，渐行渐远……

在承受了无数失败之后，写作渐渐有了起色。1996年，我的词作《最美是杭州》在强手如林的“杭州之歌”征集中闯关入围，脱颖而出。在隆重的颁奖现场，人们惊讶地发现我是个残疾人，给了我更多的掌声和鲜花。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我自然感激这份善意的褒奖，可我真的不想要这加倍的掌声和鲜花，只想在生活中能得到平等的目光、相同的机会。

工作依然无着，可建德第二届“青年英才”、杭州文联年度创作成果奖等荣誉，都给了我永不放弃的信念。

2000年是千禧年，我相继担任了县团委“迎接新世纪•五月欢歌”文艺晚会、县残联“与世纪同行，志愿者助残” 文艺晚会、县委宣传部“新安江之夏”旅游节迎宾晚会的艺术总监、策划和撰稿。

从地方台，到卫视，再到央视，他们的镜头给了轮椅上的我一个倾诉的机会，他们的报道让我重新审视自身价值。

很多人都说我不像残疾人，是啊，人本来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外在的差异。

县图书馆的老师破例允许我的家人将阅览室里的最新期刊借回家，让我不出门亦能感知窗外的明媚世界；报社、团委的老师经常惠赠一些书报给我，让我居陋室仍能领略文学风情；作协的老师则为我寄来精美的生日贺卡，为我在困顿中带来抚慰……

好人是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给了我向上的力量，让野草般的希望在烈火焚烧之后，依然重新发芽吐绿！

三

那时，健全人都发待业证，残疾人却不发。除了福利企业，几乎所有的招聘都一刀切地将残疾人排斥在外。一次次，残疾人还没进门，就被剥夺了上场的资格；连与健全人同台竞技的机会都没有，就率先被残忍地淘汰出局！

虽说诗文时有获奖，可那点奖金却难以糊口。我在求职上所花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在文学上所做的努力。

年复一年，求职简历从一页纸变成两页、三页、四页、五页，四处出击，屡战屡败，多少青春就这么被白白挥霍。

也有福利企业找上门来，想用我的《残疾证》挂个名，不上班，每月给个几十块钱，可我没有答应，一是不想廉价出卖自己的就业梦想，二是反感这种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税费的恶劣行径。

找工作难，残疾人找工作更难，重残人找工作可谓难上加难，简直难于上青天。

为此，我有感而发，曾多次向有关政府部门建言，希望能理顺关系，将残疾人就业事务由原来的民政部门分管改为劳动部门归口管理，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与健全人一视同仁地发给待业证，让残疾人拥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

为了找工作，我与省、市残联都有了接触。2001年，我有幸参与了浙江省暨杭州市首次残疾人人才招聘会，这次招聘会的主角是残疾人大学毕业生。经过省残联多年的不懈努力，高考上线的浙江残疾考生，只要专业对口几乎都能被录取。而且，省残联还与企业共同设立了残疾人大学生自强奖学金。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我到处毛遂自荐，也曾到杭州打零工，或为广告公司做策划，或为歌舞团写晚会。杭州的一位老总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了我，曾有意将我招至麾下，可当时我不愿离开家，只想通过伊妹儿在家上班，最终痛失良机……

2001年10月底，我鼓足勇气，坐着轮椅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杭州打拼，终于做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人民。

经人引荐，我到某知名企业做企划。前任是个研究生，可他未能完成老板每月编一期企业报的要求。半年里，我一个人不仅每月编一期企业报，而且担纲策划了企业的十周年庆典活动，编写了一本十周年大型纪念册，还有其他日常文字工作。可就是这样，老板给我的薪水连其他同事的一半都不到，我只得另谋生路……

四

2003年底，所在的单位与我补签了合同，交纳了养老保险。我也成了这年七月正式实施的《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第一批受益者。说起来，这份工作还是省残联教就部介绍的!

现如今，残疾人可以和健全人一样自由地出入人才市场，参加各种招聘会，平等应聘。只要有能力，行动方便一些，大都能找到工作。

在那次救助得了脑瘤的残疾女孩的公益活动中，一位拄着拐杖的年轻公务员冒雨送来了一千元捐款，让我既感动，又感慨。作为残疾人，他赶上了好时候，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在杭州，我以自己的写作特长参与了省里、市里的不少助残公益活动。我交了很多残疾人朋友，有的残疾程度比我还重，可他们坐在轮椅上依然相当活跃，配合残联以民间的力量促进着城市无障碍环境、舆论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改善。他们的神采飞扬深深地感染了我，让内向的我也开朗起来，行动更加积极。

这几年，我的刻苦和能力得到了省、市残联领导的赏识，还有关心。我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相继参加了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成立大会，还有厦门的第三届同人论坛、绍兴的首届中国残疾人自强创业论坛。

2006年10月，我只身赴厦门参加第三届同人论坛。由于列车晚点近五个小时，我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到站后，我先请列车员帮我把轮椅放下去，自己慢慢地扶着东西下车，坐到轮椅上。他们热心地把我送出站台，直到我上了出租车，才转身离去。

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就像清新的空气，虽然无色无味，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所以，我才敢一个人坐着轮椅出远门，才敢坐着轮椅到杭州发展。记得小时候，不光一些不懂事的孩子见了残疾人会吐口水、扔石头，就是大人也会侧目而视。现在呢，出门看到的多是善意的目光。只要你开口求助，人们都会伸手相帮。

在第三届同人论坛上，我感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民间组织的强大生命力。有的残疾人民间组织已开始利用一些国际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为贫困残疾人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近几年，《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新修订的《残保法》相继颁布实施，大力地推动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无需讳言，残疾人的总体生活状况仍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残疾人事业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艰阶段。

确实，社会对残疾人的接纳程度越来越大，在求学、就业、婚恋等方方面面，轻残的朋友已基本上可以和健全人同台竞技，谁也阻止不了他们回归社会的步伐。

但，重残者依然举步维艰。城市的街道都有了坡道，可一些银行、宾馆等公共场所却为了美观不肯建坡道，让重残者望而止步。

居杭州，大不易。猎头公司的朋友一直很欣赏我，也考虑到我的行动不便，曾慎重地帮我推荐过好几份高端的兼职工作，都因企业的婉拒而告吹。说起来都因为我的重残，在一些人的深层观念里依然在歧视残疾人。

这两年，在各地人大、政协换届时，都增加了残疾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可在推荐人选时，许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潜规则”），那就是重残者不管他如何优秀如何热心一概不推荐，都怕重残者在开会及参加活动时太不方便。其实，只要有好的外部环境，重残者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不便，与健全人平等相处。像我的那个工作单位，门口台阶高耸，好在台阶一侧装了扶手，可供上下。有时，这就是残疾人与健全人的区别。

归根结底，客观的障碍，多是由人的主观障碍——脑子里的观念造成的。

不歧视轻残者的人，可能会歧视重残者；而不歧视重残者的人，绝对不会歧视轻残者。

重残者是残疾人事业的短板，只有把这块短板补齐了，残疾人事业才会有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