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季的一个早上，我被抬上了手术台，经过八个小时的全麻手术终于结束了，术后醒来我除了头部和左臂有知觉外，身体其他部位一点儿也没感觉了，无论触摸还是拍打都不知道，在手术台上，护士在我脚上扎针输血时，打麻药时我都能感觉到，只几个小时，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种感觉上的突变，使我难以承受！但看见身边流泪的妈妈，我只能强忍泪水，并且笑着对妈妈说：“妈，我没事，那些和我一样的患者，现在不都走着回家了吗，过段日子，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走着回去的。”第二天，医生来查房，她说术后会发烧，过几天就不烧了，没知觉的部位也会有感觉的，让我和妈妈别着急，听了这话我略感安慰！但是几天过去了，我不但高烧没退，而且身体没知觉的部位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于是妈妈进去了医生办公室问清原因，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可能是在手术中碰了中枢神经，短期内是不会恢复知觉的，也许几个月或者半年后，向我这样的患者有很多，还有术后几年都没知觉突然有一天就站起来了！他们说得如此轻松，而我和妈妈却心情沉重！术后七天左右我发烧越来越严重，体温高达四十一度左右，我已处于昏迷状态，不知过了多久，当我意识清醒时，耳畔悠然间传来了一句令我惊讶的话：“这是谁做的手术”，口气中带着责备，我努力地睁开双眼，发现在我床边站着许多的医生和护士其中一位长相酷似白求恩的长者守在我旁边，见我醒来就说：“你没事了”，他和那些人都先后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接着我向妈妈追问原由，妈妈说主刀医生在给我手术中最后缝合刀口时，把空气留在我的左胸内才导致我术后高烧不退，外科、内科的医生都找不到发烧的原因，最后把退休已久的老内科医生请来才找到原因，就是那位酷似白求恩的长者，我问妈妈这是医疗事故吗？发高烧会影响神经的恢复吗？妈妈说她去找院长谈谈，然而医院根本不承认这是医疗事故，并且说我们手术时签字了，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就这样，妈妈与那所医院交涉了一个多月之久也没结果，最后他们给我停了药，并让我出院。妈妈无奈只好妥协，因为当时我妈妈根本不了解国家的政策、更不懂这样的事该去找谁解决！

  就在妈妈决定带我出院的前夕，我失眠了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1984年秋季的一个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回家，妈妈让我去北边的路上看看我姐姐们的拉豆牛车回没回来，如果回来就告诉她，她好把切好的面下锅，我应声而去。那晚天很黑，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我开怕地向前走着，就在我转身要回家告诉妈妈路上一辆车也没有时，突然北边的路上出现了一束灯光向我驶来，当时我很高兴，于是决定再向北走借着灯光可以看看后面有没有拉豆的牛车，然而，就在我与那辆车相错的瞬间，一个物体重重地砸在我的前胸上，当时我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只能吸气不能呼出，与此同时，我听见了打口哨的声音还有“打重了”的喊叫声，我顺着声音仰望，发现车上有很多隐约摇动的身影渐渐地远去。大约十分钟左右，我才呼吸自由，就急忙去看砸在我身上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棵又粗又高的白菜。回到家后，我对妈妈说了事情的经过，妈妈要带我去医院而我没同意，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第二天，我依旧去上学，但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经常疲惫，劳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全身发麻，走路时双腿发软，最后姐姐们带我去了医院，医生们的诊断是：由于重击导致的脊椎胸3、4、5节错位压迫神经，如果不治疗就会瘫痪，当时我想到了那个漆黑的傍晚，那颗又粗又高的白菜，我双眼模糊、双耳发鸣、双腿发软，一下子瘫在了地上，姐姐们含泪将我扶起，医生也安慰我说手术以后就会好的，办住院手续吧！就这样我完全听从医生们的安排，吧一切希望多寄托在他们身上，上手术台前，妈妈还给了主刀医生几桶豆油，当时刚刚时兴患者家属给医生送礼

  明天我就出院了，此时我身体大部分部位都没知觉，难道我就这样被抬回家吗？我是怨那棵白菜还是怨那把手术刀呢？

  可是白菜没有生命、没有思想，它只是一个物体，要怨只能怨那拿白菜砸我的那群年轻人！他们缺乏人性，道德观念低下，瞬间的玩笑毁了我一生！还有那把手术刀，它也只是一个物体，要怨也只能怨那位持刀手术的人！几个小时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作为医生，难道就应该随便不负责任地在手术中把空气缝在患者的体内吗？如此导致的后果谁来负呢？假如我是那医生的孩子她能如此草率地做这个手术吗？当医生的如果不把患者当做亲人，那他{她}就不配当医生！每当想到她带着笑脸接受患者们的贿赂时的样子我就气愤！难道她面对我时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

请问：人性何在？公理何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