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轉眼間，暮春三月只剩下一星期。台北的天氣仍然乍暖還寒，讓人常在衣櫃前無所措手足。話說那個學長銅像，其實是電影裡面特意塑出來的，實境裡頭沒有，至少我開始上小學的年代裡已經被搬移了。後來看了許多影評，也都在討論那尊銅像，貌似是為解構威權作出一種反諷吧，但都是影評人說的，導演反而沒有親自對這個橋段多說什麼。當昔日象徵著人類救星、世界偉人、自由燈塔、民族長城(這不是我瞎封的，是當年蔣公紀念歌的歌詞呢~)的銅像，被扛走變賣以換取微薄的生活費時，或許正是他所能發揮的最後一點餘溫。說到銅像，台灣開始出現滿山遍野的蔣公銅像，是1975年他老人家逝世前後方開始大興土木地，在全台各級政府、學校等公共設施裡出現的。

到了八零年代晚期乃至九零年代，又因為解嚴的自由化浪潮，讓好些地方的蔣銅像被塵封入了儲藏室。所以到我上小學、上中學的階段，自己的校園裡已經沒有蔣公了(但好像在某花園裡還有一尊坐姿的國父像，年代久遠，記不太清了。) 現在全台灣剩下蔣公銅像的地方，除了他那座落於台北市中央的大祠堂、故宮博物院、一部分軍營，比較保守的師大、政治大學之外，大概也所剩不多了。說到這個，還想起上幾個禮拜從一位老師那(現在入了馬英九政府當官員去了)裡聽來的笑話。

1987年，他們一群愛國小知青在台大裡面經營一個社團，就叫做三民主義研究社。有次，辦了個有個講題叫作「不斷挫敗的革命者—孫中山的一生」，教官聽到之後就勃然大怒，衝來訓誡他們說「國父怎麼能是挫敗的革命者呢？你們這群小孩思想有問題!」還威脅要把社長副社長記過處置。不過，欲縱故擒的教官此時又主動劃出一條轉圜的道路，說「唉呀，不過念在你們初次犯錯，大好前程才要展開。不然這樣吧，如果下禮拜活動中心的蔣公銅像揭幕，你們全社一起來幫忙唱蔣公紀念歌的話，那樣社長副社的過就算了」。據說，當時該社還為了要不要同學，而在自由主義學風的校園腆顏大唱蔣公紀念歌而足足開大會辯論了一晚上。據說，還是去了。又沒隔兩年，校內又風起雲湧地出現「給蔣公戴高帽」的「行為藝術」，最後為了避免爭議事端，校方索性也把台大的蔣像給收起來了。至今都還不知道被放置在何方。

現在在桃園大溪，也就是他們父子倆浮棺停靈之處，不知道是哪個有慧根的官員提出來，把全台灣大大小小，或文或武、或坐或站或騎馬的蔣像全部蒐集在一起
變成一個雕塑紀念園區。

2.

上個禮拜，我們學校考研究所的榜單放榜了。班上不少人都留下來繼續念史研所，走上了往學術之路發展的道路；有些朋友則選擇延畢，為雙學位、出國當交換學生或是考取什麼證照而努力。再有些人，主要是女孩子，已經直接面臨職場生態無情的沖刷淘洗；最後就是像我等臭男生，不考證照不升學也不就業，懶洋洋地躺在那等畢業後在軍營裡頭待一年。

但那種走到十字路口的感覺還是很奇妙的。上回有這樣的感觸時，應該是高三吧。那是個雖然扭曲勞累卻也最能做夢的年紀。畢竟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奔上哪條軌道，四年之後，又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猶記得當時毫不害臊地在自傳裡頭聲稱要為做一個知識分子的初胚而學習呢，哈)

到了大四，很多事情就比高三具象多了，但也相對窄了一點。17、18歲時那種具懷逸興壯思飛的無垠遙想，已經變成喀答,落在腳前等你一階一階慢慢拾級而上的小梯子。

究竟，大學四年改變了自己什麼呢？而此去一別，又有多久才能回到校園裡頭呢？

我之所以選擇暫且離開學校，其一固然是制度上我們得把兵給當了，其後才有資格正式就業或者放洋唸書，否則，就只能在島內的校園裡繼續唸。其二，則是在台大的四年、在台灣生活了21年，自己覺得對這個環境日益熟悉，對於散佈於其中的各種價值光譜也漸能掌握。然而，這種對各式價值、議論「預期」能力日漸提高之時，卻也是新奇感和激盪性日益跌宕之時。台灣已經是一個幅員不大、人口不多，人民思想、生活與環境同質性並不低的地方了，而我們學校更是把這個社會裏同質性最高的一撮人給放在了同一個培養皿裡。幾年前，一個經濟系教授寫過一篇台大學生的成分分析，發現其中有八成來自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出身勞動工人的不到10%，更只有不到2%的出身於務農之家；且有一半的學生都出身於大台北地區。

這種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傾斜，對一間每年收領政府大額補助的學校而言，毋寧是一種潛長的隱憂，而這種隱憂目前呈現的形式，也就在於關注課題的窄化、價值意識的趨同、與思考模式的慣常化。唉，可我又何嘗不是云云同學中的一員咧？
所以有學長才說，去當兵才是真正地認識台灣這個社會，在形形色色的行伍戰友之中，你不再只是看到校園裡那些從小備受呵護栽培的同學們，以及講台上進了大學就再也沒離開過大學的老師。總之，踏出校園就算是一個從雲端走回人間的歷程吧。尤其在大學裡，每天就是飄飄然地高蹈遠矚放言清談；出社會後，就要重新彎下腰桿、昂起頸子、捲起袖管地老老實實幹活，接受人民群眾的淘選與考驗了。或許走過一遭，就像讀完一本厚厚的大書，自己與別人都曾經趴在上面刷刷地留下許多筆觸。終於，我們得將這本大書暫時闔上，然後，背起來
走向四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對當兵的一年還是頗富期待；最好能分發到哪個離島，去些一輩子不當兵就再也不會去生活的地方，例如金門、馬祖，甚至南沙群島的太平島也不錯。沒准哪天南沙衝突打起來了，還可以現場發回戰地記者報導咧。

3
這兩週，鬧的最兇的大新聞其實只有一條，就是一個叫做郭冠英的駐外新聞官，以筆名范蘭欽在自己博客上寫文章發洩心情、大發議論、並涉及「辱台」的新聞。然後，跟著漫天掀起的就是「政府內還有多少中共同路人」「什麼年代了，誰還在撕烈族群」的批鬥。一星期後，政府宣佈把這個人從調職、停職到免職，又激起了「公務員能不能以私人身分享有言論自由？」「思想忠誠考核又要回來了嗎？」的辯論。非常之鬧哄哄。

這個老郭說，60年在外面他從來不說自己是台灣人，他就是一個中國人，最多是中華民國台灣省的人，台灣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是個「鬼島」。還說如果哪一天解放軍來武力保台後，一定要震反、肅反很多年，不能讓島上享有太多的政治自由，否則就會出亂子。這讓島內很多政客氣的跳腳，罵他「沒資格當人」「什麼高級的外省人，我看只是隻外省狗」；媒體上也大篇幅的組織文章，公然用「范蘭欽哪裡走！」「支那暴犬郭冠英」之類的標題大肆攻訐之。

霎時間，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寶島的民主和自由主義空氣仍然十分稀薄，幾乎禁不起任何搖撼和挑釁。活脫脫飄出威瑪共和之下，濃濃弗然欲出的法西斯瓦斯味兒。

唉，說穿了這個老郭就是一個職業、志業和理念互相拉扯扞挌的「失根的蘭花」。
你們小時候課本裡有這篇文章嗎？陳之藩寫的，從趙孟穎在宋亡於元之後，畫蘭花再也不畫那根的故事說起。在現在估計要刪掉了，太政治不正確了。以前的教育部統編本的課本都會選上這篇，大談亡國懷憂孤臣孽子之思。(然後暗籲孩子們有一天要克復大陸錦繡山河什麼的，那天跟一老外談起我們這一代小孩的床邊故事都是什麼田單復國呀、趙氏孤兒呀、義不食周粟啊、陸秀夫背著帝昺跳海呀之類的故事。著實有點病態。喔喔喔，還有會大肆渲染鄭成功父子投筆從戎、拓荒海隅、收復台灣、反清復明的英勇背影。只是結局通常淡淡帶過。)

郭冠英60年的生命經驗就是這個不斷失根的縮影，到最後，他白天要當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外交官，可是濃濃的大中國情懷卻讓他在情感上，落在了他的「外交對手」的那一側。極端糾葛。夾在生活與生命之間，夾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從小教育他、拉拔他的國民黨曾經用反共神話來抑制民間的言論自由和獨立之思考，結識張學良，間接使他敲開了被藏在歷史暗角的那一塊磚，看到了燭臺不曾映照的另一面近代史。然而現實生活中，這個已經被他鄙夷和輕看的國民黨，卻又是他想要把台獨執政黨換下所不得不寄託的憑藉。最後，他為了振興心底的中國，把青睞的目光看似飄到了共產黨與解放軍身上，這種暗藏在心底的意識卻和他的外事新聞官身分狠狠地強碰。

媒體們的報導，大多側重在搜羅他說過的各式奇言囈語和激越言詞，卻很少人像當年李敖解釋一個老兵為什麼要搶銀行那樣，去重建這個「病人」之所以被社會當作是「病人」後面的病理結構。那篇文章寫的真是好，李敖雖不是專業記者，但也一舉扭轉了當時社會對於台灣頭號銀行搶犯的認識以及心態。我把它附在最後面吧，誠如我另外一位學長楊照說的那樣，現在(台灣)媒體缺的就是像李敖那樣的報導者。

李敖  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http://city.udn.com/53013/3035389

最終，在老郭大磊磊地澄清自己就是blog上的那個寫手之後，台灣新聞局馬上把他從停職，再鍘一刀，改成免職。理由是什麼呢？局長說他講話多次反覆，蓄意欺瞞本局，嚴重程度已經達到公務員懲戒的標準。而連續兩週來，被在野黨追著要出來給個說法的馬英九同志，終於也在懲處決定做出後拋出了郭這個人“言論偏激、操縱族群對立、欺瞞長官”的結論。

一些高官和立委也跳出來說，決定要研議“族群平等法”。但巧妙的是，一旦這個法果真立了，對於特定族群、少數族群、移民族群和弱勢族群的歧視，要制定多重的罰則和懲戒標準，該由哪個單位主管本法、又該由誰執行處罰？如果通過了，那麼需不需要溯及既往，把目前已經在書店、網上、電視頻道上大行其道的種種歧視性言論出版品，立即撤架、屏蔽呢？

而「弱勢族群」和「歧視」的定義和尺度，又應該由誰來裁量？就好比郭的文章中自稱“我可是高級的外省人唷”。這其中蘊含的到底是反諷、還是被社會攻訐擠壓下的自諷悲鳴；是想做外省人中的高級份子、還是對非外省人，即佔多數人口的本省人的惡意歧視？

短短六七個字，台灣社會已經被激碰出萬種詮釋。那立法之後，種種語彙所連貫前後文的言說情境，又該怎麼判定呢？

再者，國家機器對郭的處置，著墨在其事發之後，他欺瞞長官、言詞反覆、抗命擅自接受媒體專訪等違反行政倫理規範的行為上。並且以免職的霹靂手段，試圖平息外界對其以化名發表不當言論的怒火。然而，當局卻沒有說明，若無上述違反行政倫理的情事，則郭用化名發表的言詞，會為他招致何種相應的處置。

這個問題仍然十分重要，不該被漫天的口水淹沒。因為這牽涉到政府究竟能對「言論失格」的公職人員，「介入」到什麼程度；而公務員在他未意圖以其公職身分散播意識型態或政治態度的情況下，他的言論自由，又該不該比尋常百姓多打上幾折？一種說法是，由於公務員握有權力，在公職崗位上的他又和在blog上化名發洩的他無法分割，故基於防制官員做出侵害民權之決策或行政行為，有理由對他進行懲戒。有許多朋友激動的說，我們納稅人拿血汗錢供養這種官員，他卻主張聯合外來武力鎮壓內部的不同意見，管它是匿名還是不匿名，我絕對不能接受！

而另一種意見則以為，郭仍應該去尋行政救濟的管道進行申訴。
否則此例一開，將使台灣倒退回行政單位得以大刀肅清公職人員言論思想的年代。畢竟，究竟什麼是「人民群眾的主流思想」，什麼東西又「違反了」主流，並「不應」見容於公務體系中？

正如楊繼繩先生所說，如果在一個地方，政府不只是權力中心、而且還意圖扮演你該知道什麼、不該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什麼不該說的信息中心、最後將會變成決定什麼是正確坦蕩、什麼是不正確與扭曲的真理中心。

此外，還有一點饒富性味的，則是抓到這個話柄後發起一輪猛攻的在野陣營。

一些政客和媒體稱，要揪出來外省人馬英九領導的政府裡，還藏匿了多少個郭冠英，並要馬自己出面向人民「給個說法」。

這種心態著實十分有趣。一方面抨擊馬及其黨羽，是醞釀、包庇、生產這種偏見歧視的原罪集團，二方面卻又盼望馬來為此事「一垂定音」，並將之視為一個政治領袖應履踐的責任。

無比鮮活的是，這恰恰反應出今日台灣雖初具民主制度之規模，許多人民骨子裏不分黨派地，對於政治領袖應扮演什麼角色的想像，遠遠不止於提供治理的服務而已，更潛意識地希望他能提供價值性的指導或標竿作用。

這毋寧是上千年以來，中國傳統君王與知識份子們用儒術治國，將「政統」與「道統」有機結合下的一種心理遺存。
在這種價值觀下，政治領袖必然、且必須是一個社會的道德領袖；就算你當太子的時候著實是個小混蛋，但知識份子官僚集團們也會要求你，至少要表現出某天可望四端萌發的慧根來。因為整套儒術政治，就是建築在這種對明君、賢相的互動模式的嚮往之中。這樣的心理印痕至今仍斑斑可考，我們亦不時地在為明君賢相，終於有點明君賢相的樣子了而感動。

在今日的咱們的選舉中，很多選民投票，不是看這個人的政略方針與理念，更主要是看這個人的品行、人格是否能堪為我們家小孩的表率。因此，對於政客們私領域言行與舉措的約束，乃至於其購屋置產的監督與容忍度，都較西方來得更形嚴格。很多時候群眾對合理性legitimacy的要求，更遠遠超出政客們自以為僅需把合法性legality範圍守備起來的那個小圈圈。甚至有的時候合理性，會優先於合法性之上。

這種在許多情境下，「對人不對事」的選舉，某程度上反映了吾人民主仍處的待熟階段；而如果能把這部《族群平等法》催生出來，並開啟社會上對其縈繞的各項議題之嚴肅思考與認真對話。那麼，這位郭官員此番選擇「引刀成一快」，或許才能真正留下一份有價值的資產。

4
禮拜天，在一場論壇的茶會上碰到個人，從河北來的。
他來到台灣一年半了，抱著盈滿的嚮往而來，卻漸漸累積了困惑。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台灣是由純樸可愛熱情親切的人民，加上無恥錯亂的政客與政府所組成的地方。“藍的藍的很詭異，綠也綠的很詭異”。

有趣的是，他之所以會來台灣的最大動機，就是出於政治上的想像和期待。

前些年，大陸聽說發生了“不鏽鋼老鼠”事件。這個河北的哥們看到一個身體還有點不方便的小女生，就因為在網上寫了這麼幾個字就給捉了，一時腎上腺素激湧。認為是條漢子，就不能被這種殺雞儆猴的氣勢所震懾住，遂提筆大肆聲援起來，還留了真名。隔年二月，沒想人就找上門來了。據說來逮人的那天，原本是派出所管戶籍的那人來扣的門，他卻從貓眼上，看到了後面的許多黑影。門被打開後，幾個羅漢就把他架了起來；帶頭的那人問，“小T，你知道我們今天為什麼來嗎？”他說，“大概猜的出來是什麼事情吧。”“那沒什麼好說了吧，走。”

就這麼三句話，他被帶離了他的住所。
然後住到一個其實很漂亮的別墅裡頭去，連吃飯都吃的挺好。

“那是個對人威逼利誘的地方，我也很掙扎。之前聽說有人一判就判十幾年的，我那時也開始怕了。十幾年哪，比起我把這一張悔過書寫完認錯，簽了，簽完就能回家。這很掙扎的吧，我足足猶豫了快十天。”

最後，他說他想通了，都走到這一步自己也認了。他說，與其下半輩子每天醒來、每夜睡前都要後悔自己簽過那樣的東西，我寧願得到我該有的待遇。
它就和國保說“我想清楚了。這裡不是我應該繼續待下去的地方，我们往下進行下去吧”。在經過了一場委任律師在庭上基本不說話，只由自己申辯的審判後，他被依顛覆政府罪求刑三年。

在監獄裡，他和二三十個人關在一起，但科長卻命令牢裡那個帶頭的號長，要確保他不能跟任何人說話、溝通、往來。要任何人能跟他通氣，就惟號長是問。
“這在獄中叫做斷電。所有人都不敢靠近我。這一方面其實也保護了我。就連那個頭兒要跟我說話，都只能從我身邊晃過來、晃過去。蹭過我面前時他丟出一句，就走；蹭回來時，我再回他一句。”

三年多後他刑期屆滿出了獄，決定出走。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家人時，他媽媽的反應是“如釋重負”。畢竟，如果多留下來一天，他的家人也就要跟著擔心受怕一天。“但至少他們現在不搞株連了，這是從毛時代到今天唯一的進步。”

去年，他在沿海找到了一個漁船工的工作，大陸漁工是可以受僱於台灣船隻、然後在台灣靠港不上岸的。

可他上了，一上還奔到台北的美國代表處去；一翻，翻進了人家圍牆裡。算是到了美國的國土了，拿著政治庇護的大字牌蹲了三個鐘頭終於給發現了。隨後就被遞解到臺灣當局去，先押到宜蘭專門收大陸非法入境、偷渡者的收容所，待審其政治難民的理由是否如實。然後，進了台灣收容所的第一天就遭遇了原本在牢內獄友的一陣毆打，給個下馬威；經他向移民局官員投訴後，又給狠狠爆打一次。這是他對台灣管理制度浮出疑竇的開始。

恢復人身自由之後，由於台灣沒有收納政治難民的相關法令，陸委會決定給予其基本的生活照顧，但不准他從事任何工作。據他的說法，是每個月花一萬塊(約2000人民幣)過著人不人、鬼不鬼，當豬一樣養著的日子，填飽了肚子就付不起房租。政府貌似也無意積極幫他轉介往第三地。是故，他已向海基會提出遣返大陸的申請，“至少在大陸我雖沒有政治自由，還能有工作自立的自由。”

在一些聲援人權、聲援達賴藏人的場合上他也頻頻出現，而那種場合通常也雜揉著若干極端反共、乃至反中的份子。動不動會場上就會喊起“中國人滾出去”，不論是滾出台灣或滾出西藏，甚至旁人一聽到他的河北口音就要跟他急。他暗自納悶著，我今天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政治生活才來的台灣，還做過牢。“連我這樣的人，都還算是你們的敵人嗎？難道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台灣嗎？”

5.

會和這個河北老兄相遇，主要是被同學喲和出席了一個座談會，旨在紀念鄭南榕自焚就義二十年的活動，並邀集了新生代的(？)我們這輩人，略談自己面對歷史的看法。我是懷抱著學習的心情去的，受邀與談的則有去年秋天搞野草莓學運的那群同學們，年齡約略和我們相仿。好玩的是，與談人裡有爸媽在大陸當過紅衛兵的澳門小孩、有外公曾經在法國當過周恩來同學的蒙古貴族後裔、也有八年抗戰裡，上海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副團長的孫子。聽他們講講他們去年為什麼要搞學運，完了之後對未來有什麼期許云云，很有點意思。但真正令我心裡久久回盪的是座談後的茶敘。

先說說誰是鄭南榕、又為什麼有個紀念他的会吧。鄭南榕其實也是台大文學院走出來的一條漢子，哲學系的；然而卻因為拒絕選修當年的國父思想，而無法拿到畢業證書。畢業之後，他認為一個受過哲學訓練的知識份子最好的實踐方式，就是辦雜誌，於是就成立了一個名為《自由時代》的雜誌社，鼓吹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並利用刊物的園地，試圖解構蔣家神話、反攻大陸等不可挑戰的意識形態堡壘。在許多衝撞政府的運動中，他更動輒以“我是一個外省小孩，我支持台灣獨立”為演講的開頭。在那個時節，也就是僅僅20年前，公然主張台獨是等於要分裂國土、顛覆政府的叛亂罪，是可以殺頭或至少判無期徒刑的。那時，黨外、台獨與匪諜，是當局眼中的三合一敵人。

當然，鄭也曾經入獄過，就關在阿扁現在關的那個土城看守所。聽說今年，我們有個外文系的同學看了他的獄中書之後，大受啟發，才認識到鄭南榕其實不是個遙遠偉岸的英雄烈士，他只是一個人、一個笑嘻嘻會給女兒寫信督促他怎麼樣學國語，一個會在獄中抱怨越來越胖連仰臥起坐都做不起來的人。那個同學準備用動畫片的形式，把它的形象擬成一頭大象，被關在一個叫做土雞城的看守所裡；我還沒看到作品，但估計很有點動物農莊的意思。

他在經營雜誌社的時候，常常供以冒險寫稿的作家們高額稿酬，卻從來沒付多少稿費。今天，聽他的遺孀葉菊蘭女士說，當時就在雜誌社樓上的擺起一張麻將桌，
憑他過目不忘的本領，在牌桌上就把稿酬給通通攤平了，還夠分派大家下一期雜誌的寫稿配額。

當時，自由時代雜誌最著名的一個連載，即是刊登化名江南的作家劉宜良所寫的《蔣經國傳》，把官方諱莫如深的小蔣早年在蘇經歷、回中國後如何訓練特工隊伍，組織青年骨幹，實踐社會主義式的經濟建設模式等刻劃的十分精采。這讓雜誌社賺了不少錢、也成為當局眼中欲去之而後快的靶子。為什麼江南所寫的蔣傳這麼敏感呢？就因為1984年江南即因寫作這本書，遭特務機關所部署的黑幫份子在美國給暗殺了。1989年，讓自由時代雜誌社出事的一篇稿子，乃是他轉載旅日台獨份子許世楷所起草的“台灣新憲法草案”，並刊了出來。國民黨欲以叛亂罪辦他，他卻堅持刊載別人的作品，只是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基本尺度。為化解當局所釋放關於他即將逃亡的迷霧，他高調的宣布在雜誌社內開始自囚，辦公、會客、勞動都照常，只是足不出戶地就待在總編室裡，“這樣國民黨就不能用逃亡之虞抓我了吧”，並放言“他們只能抓住我的屍體，不能抓住我的人”。

葉菊蘭回憶到這一段時，覺得非常煎熬。「每天來探望他的人熙熙攘攘，下了班之後，我就是一直洗碗、一直洗碗…….，有的時候也帶女兒去看他，陪宿在社裡。女兒還說，爸爸都沒有運動，所以特別買了一台小腳踏車讓他能在辦公室裡兜圈圈騎，減減肥。“

鄭南榕曾留下這麼一句話，“當哲學家被處死之時，山河都將流淚。”

這又讓我想到更久以前，1972到1975年間所發生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怎麼我們哲學系專出革命家呢？

在那場以肅清共匪同路人的學術迫害事件中，當年被不合理解聘的年輕講師王曉波在被平反、回聘任教多年後，於今年1月榮退。王曉波是在1943年抗戰正酣時，出生在江西的千山縣，河口鎮。抗戰勝利後，隨軍官父親的工作調動遷來台灣；沮料，在1952年他才九歲之時，母親即遭國民黨槍斃、父親也下獄七年。留下小孩子五口人由外婆撫養長大，常常是靠到菜市場撿人家不要的賸葉子吃長大的。當時，在家裡父母留下來，給他影響最大的兩本書是《水滸傳》和《正氣文鈔》，那時他就覺醒到“我來自於貧賤，就一定要回去和那些被踐踏歧視的人站在一起，拒絕上天堂”。在中學時期，受英雄主義影響還混過黑道、組過幫派，直到被退學了好多次才定下心來好好念書。

1963年，台大、政大、東吳等校發起了一場自覺運動，打出的標語是「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帶」，這給當時仍在中部唸中學的王曉波很大嚮往。「當時，在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中，有人提出文學只是民族文化的畫皮…哲學，才是民族的骨骼」。於是乎，他就這麼考進了台大哲學系，並師從於影響過一大片台灣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不過，即便身受殷海光自由主義的影響，王曉波仍自承無法抹煞從小以來，及身及目的，那種對民族苦難的情懷。畢業之時，他在畢業紀念冊上留下的話是「願做真理的僕人，做中國苦難的良心」

1972年，因保釣運動在青年學子間股盪風起，同學們打著「中國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斷送」的愛國旗號上街遊行，強烈衝擊在冷戰格局下，對美國逕行將釣魚台連同琉球一起移交給日本，表現出無力、尷尬又無所作為的台北國民黨政府。爾後，台大校內就辦起了一系列「民族主義座談會」，然會後不久，來自當局的整肅便悄然展開。被舉發碩士論文和大陸上批林批孔運動隔海唱和的王曉波被，曾一度被逮捕一日。“逮人的時候，我太太，也就是當時的女朋友就在我住處。出來之後，很快地我們就成婚了！那個時候很緊張，早上我太太出門如果在路上看到軍用吉普車，都會急忙在折回家，怕我又被帶走了。打開門，看到我還在床上呼呼大睡，都會抱住我哭一陣。今天，我要在這裡為我太太多年的擔心受怕，公開地說一聲--對不起”說罷，王教授起身向坐在台下聆聽演講的夫人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全場為之鼓掌、動容。

再把目光拉到王曉波的哲學系小學弟鄭南榕吧。

1989年4月7日，黨外人士的小圈子裡均傳聞警方將要強制拘提鄭南榕了，當時鄭已經自囚了71天。他的妻子、女兒前晚還陪他就窩在總編室裡的一張小床上。不到七點，妻子葉菊蘭即匆匆趕去上班；八點多他還接到丈夫打給他的電話，埋怨說「你怎麼沒說一聲就走了」，那時，她正在台灣當時最大的廣告公司聯廣擔任最繁重的業務處長。約莫九點零三分，她又接到電話說「雜誌社出事了」。「我心裡當時就想說，啊，完蛋要byebye了」。據後來雜誌社同仁的回憶，早晨約莫8時50分左右，雜誌社對外聯繫的各條電話線即忽然被許多打來「訂雜誌」的電話佔滿，旋即巷口就出現大批警察把該社所在的小樓團團圍住。

不久，警察貌似即將要攻上樓了。

這時，鄭南榕趕忙催促社內所有人「你們趕快走！」，並把甫九歲大的女兒交給了朋友照顧。這時火光和爆炸聲已在社內響起，在眾人趕忙撲救滅火時，鄭本人反身鑽進總編室將房門反鎖。他的弟弟意識到情況不對，踹開房門時總編室裡已是烈焰滿天，惟看到鄭在椅邊斜伸出的一隻腳。

葉菊蘭說，「我後來回想，發現自己還滿冷靜的。我還知道我身上穿的還是帥氣的廣告公司套裝，還知道先回家換上運動服和白球鞋，然後衝往雜誌社。我到的時候，警察已經把現場封鎖住不讓我上去，我哪管那麼多，硬是把他們推開就衝上樓去。」…………在現場，作為妻子的葉菊蘭第一個看到了殉難之後的丈夫。

「可以從硬化的姿體看出，他生前最後一刻是坐在椅子上抬舉著小臂，用極大的意志力雙拳緊握，而沒有蜷曲。我從來沒有看過別的火場後的body，是沒有蜷曲的。」

「我就蹲在那邊看，我有哭，但我沒有大聲哀嚎。我就看著我最愛的人，他的身體從赤紅色、慢慢轉白、最後碳化呈黑。」

「我後來都以為我自己會暈倒呢，奇怪，我怎麼沒有暈倒？」

「每次我要到殯儀館把他從冰櫃裡撈出來，要走過長長的冰櫃庫我心裡都怕的要死。只有腦子裡一直想著，我要去見我好愛的人，才能走過去。每次一看到、一想到，我心裡頭只有三個字，痛不痛？一定很痛吧？每次燒金紙的時候，我都會輕輕地故意去試一試火苗的溫度，媽啊，簡直燙死了。那他生前的最後一刻是怎麼度過的？有醫師朋友跟我說，Nylon應該是很快地窒息後就沒有知覺了。沒有知覺了，那怎麼還可以手握的這麼緊、舉得起來？真的沒有知覺了嗎？會不會很痛….」

就這樣一個讀書人、新聞人，就在已經解嚴後的台灣(1989年我都兩歲了)為他所信仰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及建立新國家的政治理念而殉難。他出殯那天，四、五萬市民走上了街頭為他送行，行經總統府前時，一位農運工作者詹益樺為追隨鄭南榕，亦拿出預藏的汽油將自己點燃，撲向鐵絲蛇籠和拒馬。當也在送行隊伍中的葉菊蘭聽到這個消息後，直說她好氣、氣死了，為什麼又有人要這樣子，又要讓他去殯儀館路經那一大排的屍櫃.......

我們一群二十出頭的小朋友，默然聽著這位被黨外民運人士視作“烈士遺孀”的阿姨，和幾乎可謂素不相識的我們一點一點說出他心境的流淌。當然，她又紅了眼眶、而坐在她身邊的老友們也都是第一次聽她這麼細部地描摩每分每秒的景象。

今天，那個小雜誌社已經闢為一個紀念館，而他自焚殉難的總編室則保留了當時焚毀的原貌、扭曲的鐵櫃、焦黑的文件材料等等。我還沒去過，但作為一個寫雜誌的人，是應該去看一看，曾經有人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捍衛自己言說的自由的。

我怯生生地問了一個問題，“難道您沒有曾經勸過鄭先生，不要搞政治了，不要冒這麼大的風險，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嘛”

葉菊蘭趕忙澄清到，鄭沒有搞政治，他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做他的雜誌就被控訴以涉嫌叛亂的罪名了。

經此事件的衝擊，葉菊蘭自己決定棄商從政，他說他不願意再看到下一代人繼續沒盡頭的受苦。此後，她歷任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民進黨執政後的客家委員會主委、交通部長、乃至行政院副院長。還差一點成為謝長廷去年大選的搭檔。

2008年敗選之後，她卸下所有的職務閉門思過，整整一年幾乎沒有公開的活動。

「我就回到家裡，變成鄭竹梅的媽媽，負責打果汁給他喝呀」
自謂曾為“綠朝權貴”一份子的她，說台灣這個社會賦予政治太多的資源、關注、誘惑和掌聲。她說，「拿到權力之後，大家就浮起來、飄起來了，膨脹開來完全忘了自己是誰。今天下台之後，再回來說國民黨如何如何、以前威權統治的時代如何如何，意義都不大了。要怪，就怪我們自己為什麼都沒有進步、沒有繼續讀書，沒有文化感和歷史的縱深。沒有在剛上台的時候，就把從前的大是大非釐清楚，把這些過往完整的呈現出來。等我們到後期才開始做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覺得我們是帶有功利性的。」

在茶敘中，由於是在一個開放式、人來人往的舞蹈社遺址和咖啡屋裡，有三兩頑童在旁邊逼--逼—地吹著哨子。已經出落的亭亭玉立的鄭氏之女，忽然下意識地回頭看了一下，呢喃著以為是警察又來了。她媽媽說，還好家裡還有這個防腐劑，時時刻刻提醒她，一言一行都會被人家關注的、檢視著。讓自己即便位居高位，總還有條線時時把自己牽回土地上。

「因為我不能讓人家說，鄭南榕這樣子願意犧牲，怎麼娶一個老婆這麼傻、這麼糟糕….這個是不可以的。」

她的女兒鄭竹梅，在當年，九歲的時候有兩首詩是這樣寫的
「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
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會太陽」
另一首叫做〈生菜沙拉醬〉
「爸爸走了之後，我心裡就像生菜沙拉醬。
酸酸甜甜的。酸酸的是因為看不到爸爸。
甜甜的是因為我有一個偉大的爸爸。
這就是生菜沙拉醬的感覺。」

二十年過去了。短短的時間已讓整個社會改變了很多事情。
走出屋廊，
三月裡的小雨，依然溪黎黎黎地下個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