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公這封密電略可窺知，截至此時，蔣介石迄未鬆動其否決外蒙古入聯的決心，他只是希望在否決之前，能事前知會美方，勿使甘迺迪認為國府「蠻不講理」。殊不知，美國駐國府大使莊萊德晉見蔣公之後，甘迺迪的特別助理彭棣（MCGEORGE  BUNDY）到雙橡園與葉公超會見。葉氏隨後將會談內容，以代號「酉江」之密電，向蔣介石匯報：「總統鈞鑒：今晚十時半，甘迺迪總統派其最親信之特別助理彭棣MCGEORGE BUNDY，至雙橡園訪職晤談，謂甘總統閱及莊萊德大使電陳鈞座所詢需待澄清各點，極感不安，深以甘用心磊落，竟未獲鈞座充分信賴為痛，甘總統除已飭魯斯克國務卿電莊使，向鈞座解釋保證外，茲特派彭棣漏夜來訪，請職即將下列各點懇摯轉陳鈞座：（一）甘總統認為美政府前此洽談承認外蒙之議，係一錯誤，現無重開此議之意；（二）甘總統近月來對我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極為關切，曾親為籌劃設計，並飭魯卿及史蒂文生務必全力保持我在聯合國席位，並以一切方法阻匪進入聯合國。魯卿身負實際因應責任，其與我洽談分析利害時，或難免有憂衷過激之詞，但決非美政府對我政府已別具用心；（三）甘總統以我為美忠實盟友，願美能繼續與我忠實為友，故決無容匪入聯合國，更無改變美我條約關係之念；（四）甘總統對鈞座之道義立場，及鈞座所代表之國家道統，衷心欽佩，雖與鈞座未獲一面，值此國際危機四伏，自由世界急待團結之時，自感鈞座已具有私人間和衷合作之親切關係A SENSE OF PERSONAL PARTNERSHIP。深望鈞座能以彼待鈞座之心待彼，則公私同幸；（五）副總統訪美時，甘總統自覺似已將其對鈞座及我政府誠摯不棄之意，坦率表露，茲若未盡表露，甚願於此重申關切之忱，並懇鈞座了解，排匪維我一事為中美共同急務，切盼雙方精誠合作，克服一切阻力以達鵠的等語。除報告沈部長外，敬陳鈞詧。職葉公超。」

這份會談紀錄中提及的「魯卿身負實際因應責任，其與我洽談分析利害時，或難免有憂衷過激之詞」就是指的日前魯斯克威脅「洗手不予重視（washing our hands off）」談話。

縱使值此中美關係緊張之際，蔣介石仍於十月五日下午以「酉微」密電，訓令葉公超、沈昌煥等在美人員，倘若「美國政府能公開保證以一切方法，在聯合國維我排匪，包括必要時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在內，則我對蒙案不用否決一節，始可進行一切商量，此點異常重要，務希立即密洽國務院及白宮，並將洽辦情形速報。中手啟」

然而，蔣公真正露出對葉公超不信任質疑態度，是在十月八日上午十一時發於台北，代號「酉齊」的一封致葉氏的密電中。蔣在「酉齊」密電上如是說：「華盛頓葉大使：（密）自外傳我對外蒙有放棄否決消息後，人心惶惑，輿論激昂，而且黨政內部頓增憂慮，兄等在外恐未必了解此事影響如此之鉅。故我一再切囑諸兄，言行必須特別審慎！如果甘迺迪總統不能公開明確保證維我拒匪，發出一言九鼎之力量，決難挽回當前不利之形勢。我所提出最後之要求，曾經再三考慮，必須如此，方能有利於我兩國間及在聯合國之一切合作，望其充分諒解，早作決定，不宜拖延。如美方對我現在所處勢成騎虎之苦境，不能體諒相助，則吾人亦不必有所強求，祇有依照原定計劃，作實施否決之準備為要。此電並分知沈部長、蔣代表。中手啟」

蔣公在這份密電中透露出什麼樣的機鋒呢？端在一句「故我一再切囑諸兄，言行必須特別審慎！」蔣介石不是怪罪駐美人員多言壞事，就是懷疑駐美人員當中有人向美方洩露了我方談判底限。前者諒指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節目《會見記者》（Meet the Press）訪問時，當眾表示：「從外交觀點盱衡大局，我似應與美合作放棄否決，余已將此意呈報台北參考。」至於洩密一事，曾在駐美大使館任職的曹志源，事後回憶：「…葉氏是負責與美方交涉的人。而在交涉的過程中，許多發生在低階層的事似未為葉氏所知悉，影響了交涉，傷害了葉氏在國內的印象和他與元首的關係而不自知。…本案交涉失敗的主因者，殆為政治組負責人某秘書之完全失去立場，為美方所乘。當時美方低層負責與使館聯絡者為中國科代科長何志立和科員羅森。曾記得該羅森每日必與該秘書通電話至少二次，尤其是當大使與國務卿會談之後，該秘書必把大使呈報總統的電文內容詳細告知羅森。接到台北回電後，亦如法炮製。…」

從十月五日下午的「酉微」密電，到十月八日的「酉齊」密電，其間關鍵之四十八小時，是蔣介石撤換葉氏最重要的時間。十月七日，蔣公致電沈昌煥，重申否決外蒙入聯計劃不變，蔣先生此電似為安撫力主否決外蒙的沈昌煥工作情緒：「紐約（密）沈部長：…知此為國家存亡之重大關節，決不能再有其他途徑之選擇。政府方針一如致兄酉支電所指示者，並無改變可言，請兄体認此旨，督導代表團一切皆照原定計畫進行，為要。」

上述這封發給沈昌煥的「酉虞」電發出以後，蔣公隨即諭令陳誠致電葉公超，接連二電催促葉氏返台述職。葉公超奉令返國述職，搭機返台的日期，應為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亦即中華民國建國五十週年之國慶日，於此同時，外長沈昌煥應已知悉葉氏被召回可能遭撤換命運，遂於十月十一日致電陳誠副總統，表態「政府如轉變對外蒙政策當引咎辭職」，同日，沈昌煥又二次致電陳誠，指「阻止外蒙入會不宜變計」。沈昌煥似有以辭職明志，力主強硬對付外蒙入聯，其態度與在第一線負責對美交涉之葉氏，及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之彈性策略判若霄漢。

沈昌煥聲言「政府如轉變對外蒙政策當引咎辭職」的第五天，十月十六日，蔣經國奉其父之命，密電沈氏予以慰留，表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以領袖意旨是從，忍辱負重，共圖反共大業之最後成功…」。

然而，到了十月十七日，沈昌煥覆電蔣經國時，仍重申日前辭意，沈電主旨說：「在國家危難之際，奉命出席聯合國大會，必須堅定駐外人員信念，及督勉同仁，貫徹既定政策。如今改變政策，基於政治道義責任，將辭職返國，請惠予陳情，屆時賜准，並遴定繼任人選以便移交。」沈昌煥所謂的「基於政治道義責任」，於公，他覺得外蒙案之發展，令其意識到有部份該負之責，於私，沈氏可能也要表態，以示他是有道義的官員，而不是踩著前輩血跡前進的人。

未幾，蔣公答覆沈昌煥之密電，則提供了明確的解答。十月十八日，蔣介石致沈昌煥代號「十八日未」密電說：「紐約（密）沈部長：……貫澈政策，不計成敗，乃為革命黨員基本精神，殊堪嘉勉！此次外蒙否決政策之變更，乃與我原有目的並不相背。以當時冀於美方兩個中國政策無法消除，且對我代表權亦無保障，並不表示合作，故不能不作我寧為玉碎與破釜沈舟之決心。今美既有澈底改變其政策之決心與行動，故我為達成國家基本目的，與保持中美國交關係，乃亦不能不有此一改變。其對國家言，否決外蒙事小，只可作為手段，而打破兩個中國陰影，確保聯合國席位，加強我政府為代表中國之惟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乃為我之最大目的。尤其此時特別需要請兄等了解，并積極努力奮鬥為要，以上可抄送蔣團長與各代表。公超暫留台北，協助要務。對美外交由兄在美主持，則其事當更易辦理，并請兄與廷黻密切合作，彼雖固執，但其品性可友也。中正手啟」

蔣介石致沈昌煥的「十八日未」密電，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公超暫留台北，協助要務」，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以婉轉迂迴的說法，對內證實葉公超已被他下令貶謫。

葉氏奉召回台述職，以為三、五天內即可重返任所，孰料回到台北，一肚子悶氣的蔣介石根本不想見葉氏，讓葉公超在「博愛賓館」枯坐了十六天冷板凳，盤桓旬餘，蔣公才親自下條子給陳誠，大意：「令葉公超自動辭職，並隨附曹文彥之報告」陳誠看過曹文彥報告，從中得知葉公超竟在美國辱罵元首，甚至連「Chang Kai Shek is nobody—a dog!”蔣介石是什麼東西──一條狗」這種極盡污衊的粗口都出現了，陳誠自知無法保住葉氏官位，只好面召葉氏，轉達蔣公諭令，要葉公超自動請辭，這已算是蔣介石給葉氏保留了「薄面」。

職是以觀，葉公超在外蒙入聯事件中，交涉表現固然容有爭議之處，他之所以中箭落馬的關鍵因素，顯因蔣公對那份曹文彥密報，耿耿於懷。值得留意者，曹氏密告其實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八日就已作好。換言之，蔣公早在交涉外蒙事件之前，就已閱過曹文，為保全大局，蔣先生始終隱忍憤怒，壓抑未發，或者尚待查證密報真相，不宜打草驚蛇。直到十月十日，外蒙事件大致塵埃落定，蔣公突如其來急召葉氏回台。如此觀之，曹文彥密報，似成蔣公整肅葉氏反骨的「虎頭鍘」。綜而言之，曹文彥密報才是葉氏去職的直接主因，外蒙事件不過一引火線及冠冕堂皇的藉口，官樣文章而已。

難怪在事過境遷後，葉氏反覆咀嚼張岳軍「六十而耳順，就是凡事要聽話」不勝唏噓，又感慨「回想這一生，竟覺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就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葉公超性情中人，以言賈禍，良有以也！兩蔣時代，特務橫行，葉公超事件，又為白色恐怖內部鎮壓添一標準案例。也許葉先生從來不曾說過「nobody—a dog」類似話語，也許曹文彥係受葉氏政敵利用，刻意浮誇了葉氏的直率言行。古今凡批強人逆鱗者，豈有僥倖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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