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说坏话”与村民自治

  自白一彤今年1月高票当选陕西清涧县高杰村村长后，关于她的新闻不断传来，成为媒体热衷报道的对象。这主要在于白一彤的年龄、身份符合“人咬狗”的新闻标准。“19岁大二学生”、“村长”、“白氏家族”等关键词足以勾起公众的好奇心。因此，她的当选经过、家族背景、施政措施、未来前景，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风言风语等问题见诸报端，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作为饭后谈资，赞也好，批也吧，均是公众私下的言说自由，对遥远的高杰村似乎不会发生什么影响，而且，白一彤成功与否，高杰村人能否脱贫致富，均是双方合乎法律的自愿选择，他人的“非议”亦是站在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在我看来，白一彤的“村官”路，与其说是她的创业行为，不如说是他父亲培养孩子的一种策略行为（假如，白一彤是北大或清华等知名高校的高材生，而不是不出名的安康学院，不知道白一彤的父亲是否还无偿支持她当选高杰村的村官。）

本着这一看法，本不想对此事发表议论，但最近这位小女生村长不经意间放出了奇特的话语勾起我对言论自由与村民自治的深深思考。她说“告诉村里的人，记者采访时只能说好的，不许说坏话！”、“放心吧，我现在对付记者已经很熟练了，他们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任何其他东西了！”（3月29日《广州日报》）。

19岁少女村长，面对繁杂的村务、种种的非议，有了用权力恐吓村民，用圆滑对付记者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却合乎常规，因为她身后有个深厚的权力家族，这个家族的权力思想则主要源于古代政治学。“古代政治学，简言之，为帝国学，盖教人以治人之道。”、“中国所敎为如何治人，现代政论在如何人民自治乎，是以中国之全体趋势，必在解放民众，养成民众之政治的经济的能力，使国家有组织，政治有轨道。”1928年1月1日的《大公报》社论对古代政治学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区别做了扼要明了的诠释。白一彤无意识中泄露的“不许说坏话”透露出无奈现实是，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在边远农村的稀缺及传统“治人”思想的根深蒂固，并由此导致了当前中国村庄自治中的杂乱纷呈的表象。

不能过于渴求白一彤的言论，不仅因为她年轻，更在于官场文化中“不许说坏话”的长期潜伏。凡官们均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兼听则明”的大道理，但“说坏话”对权力私用的时刻警惕，对“官位”，潜在威胁，乃至“坏话”可能被对手利用，成为攻击自己的话语工具，让官们悄然采取了封杀“说坏话”的策略，以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来推动工作，获得更高政绩和官位。

不要以为据此获得的政绩全然是权为已所用，均是官本位的无赖政客，那些真心为民做事的实干家、清廉的政治家在特殊条件也遵循着“治人”的思维，真心造福于民。年轻的白一彤最后是高杰村的“政客”还是“政治家”，目前仍需拭目以待。但就目前而言，白一彤遵循的显然是“治人”的施政思维，这种强权方式，在文化素质偏低、观念滞后、尚未迈入小康的高杰村来说，利于推行新观念，新技术，破除旧观念，老迷信（如，高杰村70多岁的白派人坚持使用“几年前发大水从山上冲下来的一个大树”做戏台的柱子，若不用就是“破坏了风水，得罪了神灵”），而且，强势的村政领导是当下中国农村富裕起来的共同经验，已是最好的佐证。这点，白一彤也许不知道，但背景深厚、经验丰富的白一彤的父亲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但这是一把带毒的双刃剑，依靠权力封杀“非议”声、“坏话”声，虽能营造良好舆论，统一意志，实现群体的有效整合，但也会促使权力欲膨胀，使权力横行霸道、变成危害村民的工具，各地不断上演的不同版本的“村霸”也是最好的例证。

我相信，白一彤不许村里人“说坏话”能得到绝大部分村民的沉默配合，他们也不想让风言风语影响白一彤及其背后的家族带领他们奔向富裕，为此牺牲些咬舌头根子也值得。但白一彤的政治承诺若是口头支票，村民的期望落了空，白一彤及其家族是难以再用权力封杀出公共场域中的“坏话”的，因为嘴巴在每个人的嘴上，利益受损后必然随时随地发出抱怨、抗议之声。若不想落到这一地步，白一彤及其家族应切实拿出能为村民带来实惠的措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除了修建基础设施、开发本地资源、成立企业等外，我认为白一彤仍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根据村民自治法，制定切实可行、合乎法律的村规，使制度、规则成为高杰村人日常行为的有效规范，二是加强村民的文化教育，增强其信息、市场、组织、民主等现代观念，使高杰村人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博弈中。若如此，白一彤对中国的村民自治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