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至1970年间，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

　　出乎意料　喜忧参半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找我和警卫二处的江涛同志谈话，告诉我俩：局里研究决定，抽调你们
　　两个人到中央文革理论组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我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喜一惧。喜的是领导信任。惧的是那个机构。那可是“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全国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和核心。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扣上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导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但在当时情况下，拒绝是不可能的。7月28日，我就是揣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进中南海甲楼的。

　　非常岁月　奇谈频出

　　甲楼是建国初期中南海内建造的一组楼房中的一栋，中央文革小组下属的理论组就设在甲楼，占据了一层的所有房间。

　　当时的理论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两大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还有就是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

　　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他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刘少奇）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不就抬高他了吗？

　　在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到1967年秋，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3位同志。

　　精读毛选　顺阅名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某区队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以及联系印刷，收发信件等。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治局委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人也基本走光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此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看档案资料，阅读图书杂志。除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外，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大部分图书杂志，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

　　邻近出版　主席否定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6个人入住丙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起来。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几件事情　感触最深

　　周总理怒斥“反历史主义”。毛主席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其中曾经几次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原始记录稿中，凡是提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后面都有“同志”二字。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眉批和恢复号也都使用铅笔，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可以说是力透纸背。正当李鑫他们接到总理的修改稿表情沮丧、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当再一次拿到总理的修改稿时，“这是反历史主义的”眉批用橡皮擦掉了，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保留下来，其余的也都不要了。

　　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比如，毛主席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会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


　　1970年夏天，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近4年的原单位。（《中华儿女》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