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好友的托付下给《北京晚报》写了关于《中国不高兴》的问答。说实话，现在媒体有些问题也是一些表面化的问题，或者暗含着某些旧时代滋生出来的泛政治化标签。其实在这期间，与一些朋友也在争论有关《中国不高兴》所延伸的问题。比如说文扬先生，以下简单阐述我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共同点：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最近5个多世纪的世界史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全球扩张和征服。一个人口规模不足全球人口百分之一的小族群，经过5个世纪的扩张和征服，土地面积扩大了200多倍，控制的人口扩大了100多倍，成为了一个具有全球统治地位的超级族群。这是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以领土和人口为标志的“外爆”过程（对外武力征服）。在5个世纪中，任何族群都没有能做到如此规模的“外爆”。对这个“外爆”起核心作用的是宗教因素、政治因素、科学因素，反过来，“外爆”事业的成功，又为这些核心因素赋予了一种因“外爆”而独有的特殊意义——即在近代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中实行的各种社会制度曾经被几乎所有族群视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真正移植模仿成功者，却少之又少。用英国历史学家马里欧特在《现代英国》一书中的描述：“世界上一切进步国家嫉羡英国的经济繁荣，纷纷抄袭它的议会宪法。结果抄袭使他们坏事：政治制度是经不起运输的。一国的食物会成为另一国的毒药。在各种形式的政体中，议会民主制是通过最细致的安排，方才得到平衡的。它必须要和政治条件有最贴切的配合。十九世纪的英国具备这些政治条件，那些促使议会政府成功的种种力量，在维多利压女王当政时期，是完全平衡的。其他任何地方这类主要条件都不存在：其他各民族没有经历过与此相同的不可缺少实习阶段。因此，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翻版都没有产生出像原版那样的成功。”

    毫无疑问，中国也属于“这类条件都不存在的”的地区，因此位于远东的中国在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外爆”的强烈冲击下，在上层缺乏主动性、自我高尚的内部条件下，只能通过底层动员的激进“内爆”方式确立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接下来，为了防止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继续以“外爆”方式对中国利益的冲击和伤害，用了30年试图建立起预防“外爆”的体系。后30年，发现一味追求建立预防“外爆”的体系并不能完全消除因“内爆”产生的后续问题。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经过锤炼后，开始更多的使用“软外爆”（产业转移、资本输出等）并兼用硬“外爆”（斩首式的远程打击、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核威慑等）的方式维持其霸权。于是中国转型开始利用预防“外爆”建立起来的体系转型打造自身的“软外爆”（商战）能力。

     不同点：

    文扬先生认为，更应该强化打造“软外爆”（商战）的能力的同时，应该打造“软外爆”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层面多探索建设性的东西（完全平衡、细致的安排），以防止发生习惯性的“内爆”。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我们在打造“软外爆”（商战）的能力时过度毁坏的因要预防“外爆”建立起来的体系。因为当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软外爆”发生问题时（未见底的金融危机），你不能保证他不使用惯用的硬“外爆”的方式维持其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