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题为《中国不高兴》的书正在中国大陆各地热卖，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该书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并在封面上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引人注目的字句。

发现问题，提出主张

       该书认为中国内政外交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正处于重新定义之中，中国国民的“新爱国主义”情绪也正在逐渐成型之中，因此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大目标、永恒不变的价值，甚至需要一些英雄集团带来国家和社会走出困境。该书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或是被各种科研基金和红包压垮，或是在中国迅速发展过程中过于“亲西方”，以致于丧失了独立定位；中国需要在自我认同、产业调整和升级、国防发展乃至国家定位方面，有更多不同于西方的独立视野。该书提出中国须准备与西方全面摊牌，“有条件决裂”，并提出“持剑经商”的观点。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新世纪的续集，因为五名作者之一的宋强，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几名作者之一。也有国际舆论已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一如当年关注《中国可以说不》及其折射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但在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国际社会如何看这本书及其背后的情绪似乎以及已非问题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崛起中的中国人到底如何看世界？到底如何以一种既自信又理性的方式审视自己、审视别人，并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上升期的精神焦虑和骚动

       笔者认为，《中国不高兴》一书是中国发展到恰当阶段的产物。所谓恰当阶段，就是指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经济、军事和整体国力迅速上升，与之伴随的是国民自信的增强，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正出现过去国力下降期或改革开放初年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新态势；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也积聚了许多内在的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内外挑战，都迫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由此提出一些新的主张。

       但问题是，中国民间在国家处于上升期的大国情绪和知识分子的焦虑，其背后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精神支撑？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期产生的大国心态，就其本义而言都无可非议；但大国情绪如何做到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同样，理性精神虽然源于西方，在过去数百年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理性精神如何做到不仅仅是亲西方的代名词？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后发国家）的上升期，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内心骚动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间必然有正常的爱国情愫和一些稍显盲目的情绪；但骚动若仅长期停留在骚动的层面，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国民心态。

泥沙俱下后需要思想梳理

       行文至此，已经触及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国家上升期中国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从以往众多大国崛起的历程来看，其必然伴随几个阶段：首先是物质崛起期，其中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期。后者往往是针对前者引发的成就与矛盾兼有的状态而产生，其特征的各种思潮如泥沙俱下，从而出现思想史上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但问题是精神焦虑期的泥沙俱下之后，必须有一个精神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启蒙推动全民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英法等国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德日则成为失败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急迫与焦虑交杂的情绪，自信与傲慢、放弃内敛与走向膨胀和扩张之间如何保持距离，都成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遗憾的是，“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的过程，而没有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的精神现代化；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早年的爱国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日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也经历了民族发展历程上重大的曲折。

                       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良机

       以此来看《中国不高兴》及其所代表的情绪，首先必须承认其作者群是一批可谓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其对中国内政外交和知识分子群体现状的批评也入木三分。问题是，该书在许多论事的逻辑上仅停留在观察和情绪的表层，抑或在剖析时缺乏理性精神的陪伴，因而其立论或结论往往显得似是而非。

       对此，人们首先需要的做的，不是就书中的似是而非或情绪化的观点再次展开情绪化的争论，而是必须－如该书封面所印－抽丝剥茧，展开层层的梳理工作。首先需要做的，是肯定该书似是而非中的“是”的部分，亦即其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观察；其次，必须对书中“非”的部分进行细致的梳理，其中包括：到底如何评估以中国年轻人为代表的、国家上升期的爱国主义情绪及其盲点？到底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上升期与西方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及其自身依然存在的盲点？中国在上升期如何维持一个大目标？什么样的目标才是中国现阶段的大目标？维持和实现大目标到底依靠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是个必然的产物，而且也为中国崛起期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需要的不再是情绪，更不再是封闭或封杀，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想讨论氛围；只有开放的氛围才能令国民增强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启蒙过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