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作者马克思曾经说过，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一轮金融危机在西方别名“火烧经济”——金融、保险、房地产是重灾区，这三个行业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好是英文的“火”(Fire)字。“火苗”最先从华尔街金融创新的“魔盒”中点燃，烧光了虚拟经济的账本，又烧向实体经济的账房，而且跨过大洋、大陆，“烧”向全世界。

同时，马克思还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各民族普遍相互依赖”，也就是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对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利润率下降，趋于垄断……”这位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年老常客早就指出，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就是不生产、光赚钱。这恐怕是对走向极端的“钱生钱经济”最经典的概括。

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十分崇拜达尔文，希望像《物种起源》的那样，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从而摒弃那些对经济规律的主观和理想化的解释。这无疑是在巧妙暗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潜在的爱恨关系。早在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就曾用惊奇的口吻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进行了描述，说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使人类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变革，它所释放的生产力是封建时代所不能想像的。

这似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生的关系，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能独立生存的。我的通俗理解是：资本主义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是挣钱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分钱方式。不过，这似乎并不是先知马克思所希望的。据恩格斯说，马克思曾发誓：“我希望资产阶级直到垂死都会记住我指向他们的‘芒刺’。”

这使我不由赞同起鲁迅在自己的《伪自由书·后记》里收进了的署笔名“柳丝”直斥鲁迅的妙文《新儒林外史》。“柳丝”者杨邨人也。1925年信仰马克思，1928年加入激进的左翼文学社团太阳社，1932年叛变革命，1933年由左转右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言人。

杨信仰马克思时与鲁迅产生矛盾。观其前后文字，其实也不无太多“恶毒攻击”鲁迅的意思，鲁迅自己也说，“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该先生虽然是革命场中的一小贩，却还并不是奸商”，既然口喷“毒瓦斯”，那就“嘘”他一口。

我之所以至今仍然“怀念”。是杨先生之《新儒林外史》，活脱一个现代《大话西游》、《水煮三国》或网络文学体。原文如下：

新儒林外史

作者：柳丝

第一回 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

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

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1933年6月17日《大晚报·火炬》）

“卡尔和伊理基”者，马克思、列宁之谓也，即“无产阶级”两大鼻祖。却又在此是被我们左翼的盟主鲁迅喷毒给熏倒的。我觉得，以玩笑说正经，以《外史》著心机，历史又何其相似乃尔。

这不，《中国不高兴》刚出版就被口水淹没了，该书用口语化写作，郭德纲相声般不着边际的“乱喷”，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大扫描，再加上“《中国可以说不》续篇”的商业噱头，本来算是严肃的政经类读物，一夜间在网络上仿佛成了街头小广告。“愤青”、“鹰派代言人”、“没头脑”、“极端民族主义”、“非理性”，一大摞帽子杂七杂八地飞来飞去。难怪中国青年报刊文说有人诧异——挺严肃的书，怎么弄成跟娱乐似的？ 

有鉴于此，我以为，阅读这本《中国可以说不》升级版饱受争议的书时，先把书上的唾沫擦净，也把自己嘴边的唾沫擦净，像鲁迅那样重视对待，并将其收进自己的文集或文摘，作为“阴阳战法备忘录”。

至于娱乐？也如，《大晚报·火炬》是右翼、甚至不无汉奸嫌疑的报纸，但是那编辑思想同样是“吸引眼球”。据鲁迅说，第二天就收到编辑的信，大意为：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

鲁迅回复：“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

鲁迅后来接着又说：“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

所以，昨天的左，今天的右，摇摆不定而极易倒戈，恰恰是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主旨。正所谓“一会子是革命，一会子是反革命，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

如我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一文中所述：假如我们认可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那么，中国这个人民币的两面都有点模糊？不用说按现代国家在国际准则下流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流通风险成本很大，很暴力。这种疑似假币的感觉，源于我们近百年的探索仍没有走出二千年的历史误区。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民主打江山，用法治搞独裁。也就是驭民术在“政教合一”统治下的综合体现。

用全球化的观点，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这就是本文《伪自由书·后记》：新儒林外史，鲁迅喷毒熏倒马克思。即，做资本家（别人）的奴隶，总不如做马克思（自己人）的奴隶好？

参阅：为何《中国不高兴》，中国人对谁可以说不？

在中国，有多少人没有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从马克思到马歇尔，历史有副私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