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震光辉的一生无疑是多姿多彩而又鲜明独特的，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是非分明和坚定立场，让人感到尤为可贵。

　　怒驳湘东南特委书记

　　１９３０年９月，为保卫和发展湘东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根据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遵照湘赣特委的决定，时任湘赣边区赤卫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的王震，率领该支队１５０人，带着１１０条枪离开家乡浏阳县，先后来到浏东高坪和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相继与浏东、宜春以及茶陵、安源等地的游击队、纠察队会合，于同年１０月正式组编成湘东独立第一师。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师政治委员兼师党委书记，马赤任师参谋长，王震任师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团政委。

　　同年１１月，经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虽然已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得到纠正，但尚未传达到湘东地区。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时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的石青依然提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迅速夺取萍乡、安源”的冒险计划。为此，他进一步部署要求：一是由刘沛云和谭思聪率师部在茶陵游击队的帮助下夺取茶陵；二是由王震和谭家述率独立一师第三团在莲花第一和第二纵队的协助下，拿下萍乡、醴陵；三是由莲花第三纵队攻占安福；四是由独立一师第一团在莲花第四和第五纵队的配合下，攻下攸县；五是待上述目标完全实现后，独立一师再破南昌、下九江，最终会师武汉。

　　当石青正在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这一异想天开的“宏伟蓝图”时，刚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本小册子的王震，突然打断了石青的讲话。他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一语中的地驳斥石青的作战方针是不了解敌情的夜郎自大，是以卵击石，并强烈要求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由于这一正确意见只获得谭思聪和时任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少数人的支持，会议不仅通过了石青提出的作战方案，而且王震还被扣上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与党中央对抗”等一顶顶大帽子。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王震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他这一路人马几乎未受什么损失。而其他几路则因伤亡严重，在谭思聪的竭力劝说下，石青才不得不下令撤出，从而避免了被敌人重兵包围的惨败。在战后会议总结时，石青非但不自我反省检查，反而将罪责全都推到谭思聪身上，并批评王震进攻不主动，还说谭思聪是王震的后台。王震在为谭思聪辩护开脱的同时，也与石青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斗争。当石青一意孤行，提议撤销谭思聪和王震的各项职务，并要求与会者表决时，出现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僵局。这时，时任湘东南特委驻独立一师特派员的李天柱，站出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只撤销谭思聪的师党委书记职务和王震的师政治部主任之职，而将王震改任师党委书记并仍兼第三团政委。此方案获得了通过，王震由此化险为夷。

　　“肃反”中智救张平化

　　湘赣苏区从１９２９年开始进行“肃反”。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由于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央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大的错误，“群众力量未能发扬”，“ＡＢ团”等“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掀起了一股贯彻执行王明的“肃反”扩大化路线的狂潮，使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冤受屈，有些人甚至被无辜杀害或被迫自杀。一时间，中央苏区被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王震对此非常痛心和反感，也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一次，时任湘赣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的谭牛山向王震传达省委的意见，要他趁着去酃县一带作战的机会，杀掉“ＡＢ团”分子、时任酃（县）遂（川）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的张平化，并改组该县县委。王震到那里后，经过广泛深入调查，认定张平化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干部，被“肃反”人员列为“ＡＢ团”分子纯粹是主观臆断。于是，王震“先斩后奏”，做了让张平化辞去县委书记职务并改任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的灵活处置。返回后，他又将调查和处理情况如实地进行了汇报。谭牛山虽然不满意，但也说不出什么，张平化因此躲过一劫。接下来，在一次省委开会讨论如何处理６００多名“ＡＢ团”的可疑分子这一问题时，谭牛山认为应予严惩，而王震则强调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那些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后仍找不出确凿证据的人要尽快释放。王震的意见得到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等人的支持，从而使该省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得到控制。在王震仗义执言、竭尽所能的保护下，一部分优秀的革命干部劫后余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抵制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