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许老师，您认同袁老师的这个观点吗？就是80前全是这样，什么70后、60后这个范畴、名词被淡化，就是全都被80前来代替。

袁岳：他懒得跟我一辈。

许知远：我是独生子女。

袁岳：在我们那一代里面是特别的。

许知远：对，很早了，当然他刚才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他刚才讲了很多80后遇到的这些新的环境，但是这些环境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双面性的看法，因为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在少年的时候塑造的人的这种性格，包括思维能力。我们当然看到一种更丰富信息的到来，看到一种更为简单的人际关系的到来，看到一种更丰沛的物质年代，免于匮乏的这种到来。但是我也看到在他们成长的少年时代，是一个中国社会开始空前地物化和庸俗化的一个时代的到来。

对我来说，我当然碰到了很多年轻的小孩子，都是非常的聪明，反应敏捷。但是对我来说，他们也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这种聪明是有单指向的，因为这种指向是由强大的一种社会规则造就的，包括一种更为强大的对资讯处理的能力塑造的。他们身上可能普遍缺少一种，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更缓慢的、忧愁的、失意的，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在这个时代经常会变成一种负面的情感。但是这些东西是给社会保持创造力很大的一种手段，一种制衡的方法。然后因为你说到年代的变化，我想起当年（沃真尼亚沃尔夫  谐音）在1910年说的，他说这一年突然发现整个人类都变了，文化都变化了，因为他面对的那个世界——实际上西方的文化是一种古典，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文明传统，因为工业世界的到来，因为一种更民族主义世界的到来——开始发生了一个突变：人不再成为一个非常全面的个人，他成为一种工作中的个人，有单原则的个人。然后人不再需要一种特别丰沛的一种情感，对世界的一种全面的理解能力，而变得更技术化。

袁岳：所以你的意思是，这种变化或者不一样，是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的？

许知远：对，都会出现某种锻炼，我其实特别感觉到，比如说我们两个中间比如说差个七八岁，我觉得我们是相对接近的，因为在我们之前，实际上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类似的我们有乡村、有野草，城市还不规范。

袁岳：其实在过去的很多代人中间，有的说整个100年、200年，比如说明代，你从开国到它完蛋，其实中间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人们从生产力到村庄的样子，学校的样子，学校里讲的课，然后工作的机会，都基本上是三四百年都差不多的。

许知远：但是有时候我们高估了这个世界的变异性，其实你去回顾，可能更戏剧性的变化是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前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那个时候中国人从一个之前一两千多年没什么变化的，突然进入一个有洋油灯（的时代），就是这种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能比现在更为戏剧性的。

袁岳：对，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为什么我就特别提出80前和80后呢，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工业文明，没有那样的生产力，或者其他外在要素，来导致这个社会有一个变化，我们在差不多的生产力条件下，但是你发现它变化了，而且这个变化实际上更多的是人文因素导致的。

许知远：其实坦白地说，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变化。包括可能跟89(年)的政治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政治因素会堵住了社会的多方面道路，我们只有另外一方面道路。

另一方面可能很大的一部分是信息时代，确实是信息基础，我就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人的思维的方式，对人的情感方式带来非常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