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给南方周末搞的一周评论精选和点评，不过没有都用上。

一周高论（3.24-3.31）

评审：魏英杰

G20会议应具有超出20国本身的视野

财经网，3月28日，作者：王岐山

（原文摘编）去年华盛顿G20峰会以来，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已通过各种方式，向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克服当前的困难，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社会应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着力调整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关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前提下，支持IMF增资；中国愿与各方积极探讨融资方式，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主张IMF按照权力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筹集资金。当份额出资不足以解燃眉之急时，IMF可发行债券，中国将参与认购。

在资金使用上，IMF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进行治理结构改革，确保资金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遏制世界经济衰退发挥明显作用。资金使用要进行科学评估、合理规划、严格监管，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有效。我们倾向应得重点帮助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此文原载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3月27日来论版，原文为英文）

【推荐理由】国家领导主动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表明政府立场和态度，这并不多见。也许这会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种新的对话和沟通手段，以及在国际决策中积极谋求和扩大话语权的新方式。难得的是，文章语言简洁、观点清晰，少了常见的官话套话。各级党政部门领导在国内媒体发言时，如果愿意采取这样的言说方式，想必会受到公众的赞赏。

统计遇难学生数量难于搞地震旅游？

东方早报，3月29日，作者：笑蜀

（原文摘编）在回答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数字时，四川省政府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迄今仍不能确定。不能确定的原因，则是难度太大。但最近几则报道，却看得人心里五味俱全：备受各界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整个项目投资估算约为23.45亿元。

遗址博物馆某种程度的异化，已是显而易见。600万犹太人死于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灾难，难道不比汶川大地震更震撼？但世上何来奥斯维辛景观带？就算没有跑冒滴漏，23亿元都严格用在遗址博物馆上，其铺张，其浮华，其轻佻，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把苦难商品化、娱乐化，遗址博物馆的这种异化趋势，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轻忽。从这种对生命的轻忽，就不难理解，公众何以到现在还不清楚统计死难学生数量的工作进度如何。

如果连起码的程序都付诸阙如，只抽象地强调一个“难”字，而利用地震灾难开发观光旅游却搞得轰轰烈烈，如此行事，于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如何告慰包括遇难学生在内的数万罹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推荐理由】这一发问，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北川拟巨资建造地震遗址博物馆的消息随后遭到当地否认，但对于地震死难学生数字的追问，却不能停止。甚至可以说，统计这一数字之难，并不在于地方政府有多忙，更不在于技术障碍（清点学生人数何难之有？），而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虑。但正如文章所说，如果连起码的责任都不能担当，何以面对数万罹难同胞在天之灵？

最高法院为什么越来越大？

新京报，3月28日，作者：何兵

（原文摘编）最高法院有六七百法官，说明最高法院至少有两百个合议庭，可以向外输出“最终裁判”。最高法院越来越大，其弊害是什么？首先，最高审理的案件必然成倍增长，否则就是人浮于事。其次，最高法院一旦裁判失误，就等于向全国法院发出了错误指令。再次，最高法院的法官权力最大，而最有权力的人最容易腐败。最高法院必须建立独特的、无懈可击的防腐制度。但如果最高法院能够建立一套无懈可击的防腐制度，为什么不在基层法院推行这样的制度呢？

由于基层法院腐败案频发，作为承担政治责任的最高法院，要想办法解决。基层法官腐败，当然是因为权力失去有效监督。普遍思路是，通过加大上诉审和完善再审制度来解决问题。其走的是“收权”的路子。就是将基层法官的权力，通过上诉和再审，收到审判委员会或上级法院。法官的权力是审理案件，权力“上收”必须案件“上收”。自然的结果就是，上级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形成“头重脚轻”的司法格局。

我的研究结论是，这是死路一条。正确的努力方向是，向基层法院“放权”！

【推荐理由】文章全面深入地指出了最高法院改革正在面临的歧路。问题所涉，将根本性地影响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后果，更直接关涉每一个公民可能面临的法律处境。这样一个话题，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的“扩权”改革已经进入高速运转程序，能否把好方向盘或踩下刹车，实在不容乐观。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潇湘晨报》，3月26日，作者：陈季冰

（原文摘编）这20年来，我们亲历了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变。对我个人而言，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人们内在的心灵世界日益粗鄙化，日益失去对美好事物的敏感、鉴别力和耐心；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外在的日常生活中争先恐后地追逐着矫揉造作的所谓“个性”。我们的四周弥漫着富而不贵、贫而不清的空气，令人无处逃遁。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个时代的几乎每个人——不论成功或失败、如鱼得水或忿忿不平——身上都洋溢着一种毫无来由的自信和自主，就好像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窥破了人生的真谛，而除了此时此地的“我”，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一切人都只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条虫。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精神的贫血，离真正的自信或个性很远。

这就是20年以后我们仍然需要诗歌和海子的理由。在现代社会，如果诗歌依旧可能甚或必须，那它的第一位价值在于拓展语言的疆界。即便海子自己也曾强烈地怀有以诗歌承载更多宏大玄思的抱负，但随着时间的大浪淘沙，真正沉淀在我们记忆里的，依然是他那些自然流淌的珍珠般的语句。通过语言的直觉性整体审美，诗歌丰富和细腻了人的心灵世界。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比稀缺的珍宝。

【推荐理由】这是一篇很不像时评的评论文章。但作者关心的是一个直指社会与人心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事评论的“元问题”。在诗歌和摇滚乐一样嘈杂的今天，与其说我们是在纪念一位诗人，不如说是在祭奠一个已经终结的理想主义年代。一篇好的时评，除一针见血的“问题意识”外，同样需要有好的文笔，值得人们反复阅读。

美国成为危机赢家而中国成受害者？

经济观察报，3月30日，作者：孙立平

（原文摘编）这次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兴起，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在接下来的一次次冲击波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具实质性。

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无疑会起到明显的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其中一些措施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是所谓的阴谋论造成的，还是其自身的缺陷使然？

【推荐理由】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评论的学者文章不少，作者却能在不长的篇幅中简明扼要地厘清事实、切中要害，让人对这一轮经济衰退的发生机制及其内在根源有一个总体认识和把握。而文章提出的“悲观性预见”，同样发人深省。也许后果未必如此不堪，个中点明的“结构性问题”却不容忽视。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理由，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是急务，从根源上进一步革除体制弊端，才是立足长远之策。

2009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