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只是一个价格？
南方都市报：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房市和股市低迷，你溯源到中国2005年货币政策出了问题，即没能顶着外部的压力和受一些错误的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宣布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从而引发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这一论断颇为“另类”，但很有启发性。上次我们也具体剖析了为何美元本位体制与浮动汇率制一起，酿造了全球近40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见南方都市报1月4日BⅡ18）。但对于汇率及货币政策本身，你的理解似乎与大多数国内经济学者有根本差异。经济学教科书说，汇率只是一个价格，应让供求决定汇率水平，浮动汇率天经地义。
向松祚：（笑）此观点是浮动汇率支持者最常挂在嘴边的说辞。他们说汇率不过是一个价格，我们不是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吗？那汇率就应该由供求力量来决定，让它完全自由浮动。这是对汇率本质的彻底误读。他们真的不知道汇率的本质是什么。时下流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如是说，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几乎所有顶级的货币理论大师都说，所谓货币之间的汇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安排，不能简单理解为象一般商品和服务那样的价格，不能理解为萝卜白菜一样的价格。古典经济学大师们一再强调：假若我们非要说汇率是一个“价格”，那也是一个自找麻烦的“是非之价”，既然是一个“是非价格”，就不应该让它自由浮动，平白无故地增加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但后来的经济学出了问题，教科书都写汇率就是一个平常的价格。弗里德曼和米德要为经济学的这个重大错误负责。

南方都市报：那汇率的本质是什么？汇率究竟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价格”？
向松祚：理解汇率的本质，首先要认识货币的本质。货币与其他商品最本质、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其最基本的目的是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即尽可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没有货币，就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没有公认的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不可能进行。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之价值论和货币论，本质上就是要寻求价值之绝对尺度，以此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服务之价值。凯恩斯《货币论》开篇就强调货币是交换媒介，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
    正是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经济体系不应该有浮动汇率，来平白无故增加交易费用。但各国自己搞一套货币既然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次优的选择就应该是相互之间实现可信赖的固定汇率，最差的选择就是浮动汇率。
    汇率一旦浮动，它是不是象大白菜一样，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不是。汇率不是由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决定（这是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之基础），而是由资产市场决定，其变动受资产市场各种因素左右，诸如预期、风险、过度投机、不确定性、不同货币之间的替代、不同资产之间的替代等等，甚至包括政治家和重要人物的言论，都可以大幅度左右汇率。
    浮动汇率逻辑的一个基本困难是：它的逻辑不彻底，假若我们将浮动汇率的逻辑推到尽头，就会得到非常荒谬的结果。既然大家都认为浮动汇率好，为何不是每个省，每个城市，每个居委会、每个小区，乃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货币，然后相互浮动呢？如果真是那样，世界还能运转吗？按照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来推理，浮动汇率就要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货币，然后大家相互浮动，固定汇率的逻辑贯彻到底就是整个人类用一个货币，那个逻辑符合常识？
    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实行浮动汇率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动荡，上次我已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必须强调：可以说汇率是一个价格，但却是自找麻烦的“是非之价”，欧元的诞生，消除了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是非之价”。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多次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若全人类有一天真用同一货币，能省去多少麻烦！我深信人类终究会抛弃浮动汇率，并最终走向全球单一货币。单一货币诞生之前，次优的选择当然是固定汇率。说汇率应由供求力量决定，乃是对货币本质缺乏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辞。
    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有三个：一是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1865-1914），英国繁荣，美国崛起，法、俄、德、日等那个时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二是二战到70年代（1945-1971），美国成为大国，英国相对衰落，日德再次崛起，亚洲四小龙飞速发展；第三个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崛起。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我不知道那些肤浅的主张浮动汇率的学者如何解释上述重大历史现象。

南方都市报：既然汇率是个“是非之价”，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它。
向松祚：既然汇率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是不是实行浮动汇率就是上佳之选？不是。其实真正重要的问题也不是汇率应该浮动还是应该固定，而是经济整体之稳定和货币环境的稳定。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货币政策或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总体货币环境的稳定。正确的问题是：采取哪种货币政策准则最有利于实现这个根本目标。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皆是左右整体经济的重要变量。重要的问题是：这四大变量中，选择那个变量固定或作为货币政策准则，能最有利于实现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理论和历史都证明：浮动汇率完全不是一个可靠的货币政策准则。

人民币升值中国才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南方都市报：这正是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最重要理由：只有人民币汇率浮动，中国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盯住美元恰好让中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难以保证中国的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
向松祚：此谬论是经济学历久不衰的老生常谈。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大师约翰逊1972年发表的文章，题目与弗里德曼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一样：“支持浮动汇率”。他宣称：“支持浮动汇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赋予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浮动汇率自动保持外部均衡、确保公民享有国际交易的充分自由。”
    克鲁格曼和奥布斯菲尔德在他们著名的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写道“如果中央银行不再因为固定汇率干预外汇市场，那么政府就能够用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浮动汇率还可以有效避免外国通胀和通缩波及国内。”美国财政部2006年5月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写道：“当信用扩张触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时，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却限制了货币当局调节利率和货币信用总量的能力。”与一些国内学者和央行官员主张浮动汇率的论调同出一辙。

南方都市报：这些无疑都深受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的深刻影响。
向松祚：弗里德曼的逻辑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本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决定汇率水平。央行调节利率，或改变货币供应量，就相应改变汇率水平，也就是一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行动决定汇率水平。
    二是汇率自身不会出现巨大波动，反而会自动趋向均衡。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可以自动让货币汇率稳定，这是弗里德曼的著名结论，就是投机行为可以导致外汇市场的自动均衡。外汇市场有很多投机行为，但弗里德曼说这些都没关系，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越多，相反的力量就会相互抵消，汇率反而会越稳定。
    “汇率浮动才能让中央银行拥有货币政策自主权”的整个理论基础，就是上述两个逻辑。这两个逻辑看起来相当漂亮，相当严谨。但关键问题是：两个看似严谨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事实？

南方都市报：那就是说，“汇率浮动才能让中央银行拥有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逻辑基础是货币政策决定汇率水平，而汇率本身又能够自动迈向均衡，不会自身过度波动。
向松祚：你理解的很对。如果弗里德曼的两个逻辑成立，就会直接推导出第三个重要结论，任何国家都不需要任何外汇储备，任何国家都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这也是弗里德曼的经典论断。

南方都市报：弗里德曼逻辑上的推导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
向松祚：必须承认：弗里德曼逻辑上是很严密的，这是他厉害之处，作为一个货币理论大师，绝不是浪得虚名。所以1968年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地预测：只要各国放弃固定汇率，让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全球储备货币量会立刻降低为零！然而，不幸的是：看似严密的逻辑，经不起事实的考证，终究要败下阵来。
    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凯恩斯和蒙代尔比弗里德曼都要高明很多，可能是凯恩斯和蒙代尔都亲自参与过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交易吧，对市场的实际运作比弗里德曼深入。第一，历史经验证明，央行货币政策固然能够左右汇率，但汇率波动汇率往往反过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央行的货币政策，迫使央行被动行动。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完全不管汇率动荡。就连美国也不是完全不管。第二，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其波动往往深受各种消息和预期转变的影响。汇率之预期、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反过来会极大的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不同货币和资产之选择，从而左右一般物价水平。因果关系一旦颠倒，货币当局之政策将完全失效，本想依靠操控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内部均衡，让汇率波动来维持外部均衡的愿望会完全落空。多恩布什1976年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提出汇率“过度波动”模型，要点就是预期的转变和不同市场的调节速度不同。
    譬如，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引发投机热钱滚滚流入，股市和房市出现惊天泡沫，人民银行有控制能力吗？持续采用加息等各种货币手段收缩流动性，奏效吗？最后直至泡沫破灭，经济金融深陷困境，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汇率预期左右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决定了我们的货币供应量，直接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汇改初期，人们银行测算：说人民币只有3%的升值预期，升值到3%，汇率就会自动稳定。然而，事实是，一旦汇率预期启动，央行货币政策就无能为力了。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汇率浮动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或双向的。
向松祚：对，至少是双向的关系。首先，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往往汇率是主动变量，利率或本国货币供应量反而成为被动变量，汇率动荡或汇率动荡之预期，成为左右货币政策的根本力量。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其次，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外汇市场可以自动迈向均衡，外汇市场经常是过度波动的，一会儿过度贬值，一会儿过度升值。汇率一旦浮动，本国中央银行就很难控制。
    为什么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可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是凯恩斯。1923年，凯恩斯发表《货币改革论》，主张浮动汇率，为什么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转过来支持固定汇率呢？因为1920年代、1930年代的教训太深刻了，凯恩斯是一个务实的经济学者，他深知汇率浮动之危害，深知汇率没有自动稳定那回事。

中美贸易顺差根源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吗？
南方都市报：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也是始自2005年人民币浮动后，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8千亿，但近三年增长了约1.2万亿。而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认为美国赤字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中国对人民币的“操控”有关，很多国内经济学家也持同样观点。
向松祚：中国逐年剧增的贸易顺差，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全球不平衡”的主要依据，也是美国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美国还指责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国内经济失衡，要求中国“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即更多的依赖国内消费来实现增长。解决“全球失衡”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陷入“贫困型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遗憾的是，国内很多论者都持这样一个观点，与华盛顿遥相呼应，他们在事实和理论上的无知，令人遗憾。

南方都市报：请说的具体一些。
向松祚：不知从何时起，“全球失衡”竟然成了时髦术语，我详细拜读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以及美国高管和经济学者的议论，却无法找到全球失衡的准确定义。美国财政部所说的“全球失衡”似乎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什么，美国财政部认为是“主要大国之经济增长率差距很大，对投资吸引力不同，储蓄—投资之模式各异”。
    奇哉怪也。要按照这种理论，全球经济从来也没有平衡过，且永远不可能平衡，除非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野蛮经济时代，与今天高唱的全球化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会有贸易顺差逆差，会有国际收支逆差顺差？顺差就是多卖少买。“以物易物”会出现顺差逆差吗？当然不会，贸易永远是平衡的。只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才会有多卖少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多于中国从美国购买的产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为什么会多卖少买？
向松祚：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贸易出现顺差并逐年扩大，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虽然鼓励出口（主要是出口退税），但这不是关键力量。关键力量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动态比较优势造成的，中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将中国贸易顺差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政策，乃是根本无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经济史的基本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还有所谓的“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之学说，一些不明事理的学者还隆重其事地大做文章，认为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衰弱的症候。其实，产业逐步转向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便宜的地区，是平常事。后又加上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浪潮汹涌，产业转移自然一日千里。发达国家反而得以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遂有后来的IT革命，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等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在美欧日，但原材料进口主要在亚洲、澳洲、拉美和其他地方，这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利用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牺牲的是中国的环境，赚钱的是外资企业（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享受的是国外消费者，受指责和制裁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目前有近200种产品产销量全球第一，是喜是忧，答案是短期喜忧参半，长期看忧多于喜。统计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价格中，劳动力、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成本所占比例大部分不超过20%，许多甚至低于5%，其余都是品牌价值。中国加工贸易最大的收益者是谁，是拥有品牌、专利或市场控制权的外资企业。中国企业难道不想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南方都市报：这就是中国的“不得已”？
向松祚：中国要最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必须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而且，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不止中国，还有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假若中国停止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或中国大幅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美欧日会重新生产那些他们原来依靠进口的产品吗？当然不会，只不过会将进口地点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已。中国会怎样：大量生产设备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美国的贸易赤字会消除吗？当然不会。
    中国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实行一些鼓励出口的政策，原本也无可厚非。各国经济起步之初，都采取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国共同之经验，非中国独创。经过国际市场的锻炼，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相应的出口鼓励措施必将减少，这是世贸规则的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不否认中国过去、现在还有很多鼓励出口的措施，但与人民币高估、低估完全扯不上关系。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维持汇率稳定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条件，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即内销还是出口）。中国过去三十年尽管经过几次汇率调整，但都是采取固定汇率，尤其是自1994年实行明确的固定汇率。就算我们假设当年人民币低估有利于出口，经过那么多年，企业之出口或内销之决策，早已与汇率没有关系，完全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鼓励出口的问题。想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周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中国继续维持固定汇率，美国人和日本人为何没有大呼人民币已经严重高估，鼓励人民币贬值，反而为中国的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决策叫好。2002年之后美日高官反而施压人民币浮动而最终得逞。这个世界岂有如此奇怪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该深思？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近25%，中美贸易的顺差、美国的赤字减少了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和日元相对美元均大幅升值，但两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经常帐户顺差也是有增无减，这些都是铁的事实。美日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目的是搞乱中国的金融货币环境，影响中国出口是第二位的后果。
    没有人否认中国产业需要升级换代，中国需要进入到全球产业链高端。但产业升级换代需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最大的现实就是还有数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好些中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迫使中国产业升级，其实人民币升值哪能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最大的后果就是搞乱了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达两万亿美元，即使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如何花出去现在也成了一个难题。其实，这就是你说的中国“少买”的问题。
向松祚：中国辛苦赚的的外汇，要花出去，就只有以下几条路好走：一是到其他地区购买或投资，但中国最希望购买的产品，不仅美国不让卖给中国，欧洲，日本也不卖给中国。中国需要的，美国不卖，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办法有的是：第一，彻底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允许中国购买所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第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公司股权，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权，对于中国去世界其他地方买石油矿产，不要横加干涉，鼓励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控制。第三，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第四、美国不要为了对外扩张，搞那么多国债，搞那么多财政赤字。

南方都市报：2006年中海油高溢价收购优尼科，费劲周折，甚至为了让美国国会放心，还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整版广告，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向松祚：大国竞争，波谲云诡，但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过是它的一个政治外交武器，是一个借口或幌子。美国比谁都清楚，美元本位制本身就要求它是逆差国，而且是美国主导并获得巨大利益的逆差。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政府高管几乎个个都是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顶级高手，它们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贸易逆差已持续近40年，他们知道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汇率大幅度升值，就转过头了要求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尤其是要求中国迅速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2006、2007年，保尔森每次参加中美战略对话，都是“怒气冲冲，态度生硬”，而一旦得到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具体承诺后，就“异常兴奋”。这位“华尔街的顶级生意人”还一再安抚要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美国议员，与中国打交道要“多点耐心”。而当年好多国内媒体还为战略对话的“巨大成果”欢呼，可悲啊！
    中国不能购买自己最需要的产品、技术和资产，只好将这些外汇储备暂时存起来。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和运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外汇的投资渠道主要还是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和其他金融资产，这等于中国反过来借钱给美国政府和公司。这种现状反映到两国国际收支会计表上，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反映到国内经济结构上，美国是负储蓄，中国是正储蓄；反映到金融资产上，美国“欠”了大量债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资产。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国际收支关系也与此大同小异。
    我们需要深入深入思考：世界上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而其他国家还甘愿为美国融资？戴高乐将军曾尖锐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是美元全球霸权的具体体现！将军高见！启人深思！

南方都市报：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两万亿”这个数字本身有很大的迷惑性。
向松祚：中国的实际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两万亿”美元至少有40%不是贸易顺差累积的。人民币形成升值预期后，许多投机者采取各种手段户将资金转入国内，这是近三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商虚假出口，或虚假高报出口；第三，即使不考虑骗取出口免退税的虚假出口，一般而言，进口商也会报低进口额，因为关税主要都是依价按比例征收，进口商有虚假低报的强烈动机。
    以2005年和2006年为例，中国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分别是1050亿和1770亿，美国财政部报告说2005年中国经常帐户顺差为1610亿，2006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是1740亿美元，两个统计数字大体相等。然而，其他机构和研究者的估计数据与两国政府统计数字出入很大。中国贸易总额里，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2005年中国出口额58%是外资企业完成的，51%的贸易顺差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若扣除外资企业，2005年中国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只有500亿美元左右，与斯坦福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估计恰好相符。2007年初，斯宾塞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尖锐批评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政策，“部分源于政治力量之推动，部分源于理论逻辑之‘内在矛盾’”。

人民币升值能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南方都市报：说到产业升级，在很多学者看来，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恰好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外需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向松祚：所谓“贫困性增长理论”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巴格瓦惕率先提出来的。他1958年发表著名论文《贫困性增长：几何证明》，贫困性增长怪论不胫而走。其原意是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出口导向的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恶化该国福利，不增长比增长好。巴氏的大文，遂成为好些国家搞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的依据。
    历史早就无情的驳斥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荒诞不经的论断。从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无不证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大有利用本国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而高举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却乏善可陈，这种学说早该从教科书出局。现在大多数经济学者均认为，所谓贫困性增长不过是一种纯理论假说，与真实世界无关。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贫困性增长”之说为人民币升值张目，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更让人震惊的是，有学者竟然由此出发，得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商人根据赚钱需要所做的自主决策，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怎能强迫？若按照此逻辑，将人民币汇率上升到1：1甚至更高，岂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学问之陋，于斯为甚。若能用汇率政策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汇率能够改变贸易条件，占到便宜，难道其他国家都是傻瓜，不会也来操纵货币汇率吗？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迅速升级”的言论，是拔苗助长之哲学，用意虽善，却行不通。中国有七八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就业，现在都搞资本密集型企业，行得通吗？让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高素质、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靠什么？第一，出口要稳定，不能说把出口企业都杀死，不然那么多人如何就业；第二产业升级要逐步地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知识政策方面下功夫。国家有选择性地鼓励哪些产业，不鼓励哪些产业，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中国可以对农民大规模地培训，建立技术学校，技术培训中心等，通过这些方式逐步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
    汇率政策无法帮助产业升级，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经验。相反，人民币升值搞乱的是中国的货币环境。认为人民币升值能促进产业升级。第一是误解了汇率本身的功能，第二是高估了汇率的作用，汇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企业家辛苦一年消减10%的成本，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汇率升值10%，这个企业的辛苦努力就得不到任何回报”。浮动汇率之害，本质上就是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费用，包括决策成本、风险、不确定性、预期、签约履约成本、外汇掉期、套期保值等。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是整个人类犯的一个大错。允许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政策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

人民币要国际化必须首先实施浮动汇率？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人民币要走出去，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人民币必须允许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要浮动，才有可能。
向松祚：的确有这么两个错误的理论。一个说人民币要国际化就必须要搞浮动汇率，认为汇率浮动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第二个说固定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相矛盾，人民币想要自由兑换，就要浮动，搞固定汇率行不通。
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有一个条件就是币值一定要稳定。18世纪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它的币值是怎么稳定的？实施金本位制。第二，货币体系的演变有个“借力打力”的关系。比如以前英镑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国希望挑战英镑地位，美元在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中，也是选择金本位制，首先选择和英镑挂钩，在和英镑、黄金挂钩的条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相当稳定，美元币值相当稳定，美元货币贸易量、金融结算量才不断的扩大。

南方都市报：浮动汇率制恰恰相反，会造成人民币的不稳定，别人不敢多储藏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做交易工具。
向松祚：当人民币汇率不稳时，没有国家愿意和人民币挂钩。只有人民币和美元有非常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在外流通，其他国家才认为人民币等同于美元。一些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很大的国家，才会愿意储存人民币。反过来有什么理由储存人民币？没有任何理由。这跟当年英镑区的例子一模一样的。英镑区涵盖了27个国家，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我们知道从1913年起，英镑的地位在急速下降。为什么这些国家还愿意本币和英镑挂钩？当然英联邦有政治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是当时英镑还在努力和金本位挂钩。1931年到1936年英镑区曾经崩溃过，因为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汇率动来动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就选择直接和美元挂钩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币值要稳定。货币环境要稳定，货币政策就要有一个确定的“锚”，这个“锚”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最好的“锚”是跟美元固定。有些人认为人民币跟美元挂钩，好像中国吃了亏，帮了美国的忙，还有人认为美元本身也不稳定，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能够稳定吗？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多意义，第二个问题则很有深度。
    目前的客观现实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即使出现目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尽管地位会相对下降。说与美元挂钩是帮美元的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那么以前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是帮了谁的忙呢？是帮了黄金生产国的忙吗？黄金最大的生产国是南非、俄罗斯，以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生产不少，那是帮了南非和俄罗斯的忙吗？不存在帮谁忙的问题，关键是你本国的货币采取哪个“锚”能最好地实现币值的稳定和货币环境的稳定。
    我们需要权衡各种“锚”，各种稳定人民币的办法后，再决定哪个办法更好。搞浮动汇率，好像是中国自己来调控汇率，这会是最好的货币“锚”吗，历史证明这将犯大错，日本人为此吃了大亏。一旦搞浮动汇率，中国对美元的依赖要更大，我们上次已经谈过，汇率浮动本身是美元储备内在增加的机制。中国搞浮动汇率，所用的干预货币不可能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这客观上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
    相反，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一心要让全世界搞浮动汇率？如果全球都跟美元挂钩是帮美元的话，美国一定要求全世界都搞固定汇率。为什么反过来？正是因为搞浮动汇率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客观上扩大了美元区的势力，所以美国人拼命推销固定汇率。
    历史经验证明全世界都搞浮动汇率对美国最有利，这一关键要点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中国搞固定汇率，恰可以“借力打力”，先跟美元挂钩，然后发展人民币货币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借力打力”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固定汇率和货币可自由兑换也没有矛盾吗？
向松祚：对。历史上的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各国货币都是自由兑换或先后实现了自由兑换，但都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与货币自由兑换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汇率在固定条件下可以确保国际资本有序流动，能够更好保证一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排除了投机性资金的流动，外汇的投机买卖没了。而一国一旦遭受投机性的汇率波动，往往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反过来会伤害自由兑换的政策。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在浮动汇率时代，许多国家在汇率遭到投机资金冲击的情况下都是仓皇之中重新实施外汇管制，不搞自由兑换，搞不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美国为何力促人民币升值?
南方都市报：以上我们聊的其实都是对人民币浮动或固定的种种认识误区。你刚才说到，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和资本体系吗？
向松祚：美国就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施压，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汇率不过是美国找到的一个借口，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中国的金融动荡，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美国国会的议员为了赢得选票，也拿这个说事，动不动就说中国劳动者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说人民币汇率低估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南方都市报：这听起来像典型的“阴谋论”。
向松祚：这哪里是什么“阴谋论”，这是公开的秘密和阳谋，是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国务院、顶级高管、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个是全球能源战场，一个是金融战场。白纸黑字，清楚异常。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出现一个强劲的对手，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美国之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

南方都市报：美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能举出一些实例吗？
向松祚：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但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日本。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日本被迫实行浮动汇率。但在1985年之前，日本总体来讲对汇率控制的还好，频繁干预。我们知道：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就在不断增加，日本家电、汽车对美出口增长很快。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很大，所以美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就要求日本做两件事，第一是日元要升值，这和近几年要求中国一模一样；第二是对汽车和家电要实行配额，后来搞出所谓的“超级301”提款，如果日本不遵守美国的配额要求，就要承受惩罚性的关税，甚至经济制裁等。
    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选择升值，但日本不想让日元过度升值，所以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到1980、1990年代到这个现象更加突出。1985年的重大事件是《广场协议》，即美国要求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的签署日期是1985年9月21号，9月23号美联储就直接入市买日元抛美元，主动使日元升值，很快日元升值幅度达到23%，日元的出口企业非常难受，包括盛田昭夫在内，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出来抱怨，希望日元不要升值，所以从1986年到1990年，日本一直在市场上买美元抛日元，同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一直强迫日元升值，全球市场于是形成了强烈的日元升值预期。日本泡沫经济就是日元升值预期的直接后果。
    1986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内，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增长极为迅猛。这个增长大部分不是来源于外贸顺差，主要是来源于日本央行干预外汇市场、购买美元。当时日本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完全受制于外汇市场，但日元汇率根本不是日本央行决定的，而是美国的政策决定的。
汇率是受预期左右的变量，根本不是像大白菜异样，由供求决定。《广场协议》后全世界都形成了日元升值的预期，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不升值美国就会制裁。于是汇率变成了一个主动变量，它根本不是受制于本国政策，而是受制于政治家的意图，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较量，受制于投资者的预期。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不管这些，继续要求日元升值，美国认为泡沫就该破。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极低，甚至多年都是负增长，最高也不超过2%，偶尔有一个季度增速超过2%，很可怜。
    日本的GDP在90年代已达到美国的70％，那时汇率是1美元等于170多日元。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幼稚逻辑，如果日元升值1倍，那么日本的GDP岂不是要变成美国的1.40倍？但尽管日元多年来一直相对美元升值，今天日本的GDP却不到美国40%了，从70%降到40%，而日元同时在升值，这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应该怎么解释这个重大转变？这是需要解释的重要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