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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伦敦金融峰会召开前夕,周小川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震惊了全世界,有媒体甚至干脆以“周小川发动货币战争”为题对小川行长关于“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进行评述;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态回应小川行长的观点说“美元依然坚挺”;澳大利亚总理
为什么小川行长的文章只有区区2500字,却搅动了整个世界?我想其间的道理大体有二:
1、建议的出台时机十分特殊。大家知道,目前全球正处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而危机的发源地正是那素有“市场经济样板”之称同时身为现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的美国。美国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已使其主权信用大大受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也因美国动用印钞机挽救金融体系透支主权信用而变得岌岌可危。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存在一种美元信用崩溃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最极端最糟糕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仅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和全世界当然也不愿看到,因为在中国的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资产中,以美元及美国国债金融债形式保有的资产约占70%,中国决不会希望自己的1.4万亿美元资产成为美元覆巢下的碎卵。从这一点说,小川行长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绝没有颠覆美元地位的主观故意,其观点流露出的只是对中国美元资产安全和世界货币体系结构性弊端的深深忧虑。对于小川行长的这一建议,奥巴马说:“没有必要”,盖特纳的态度是“无条件拒绝”,伯南克则说,世界不需要超主权储备货币。
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明确而坚决,原因就在于:如果G20会议上这一建议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美元的信心基础就会动摇,从中短期看,眼下美国政府所进行的种种金融体系挽救行动会由于美元的极度走软而流于失败;从中长期看,如果美元失去核心储备资产地位,美国会丧失难以计数的铸币税收入或以极低成本占用别国资源的能力。
2、中国在本次反金融危机行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本轮国际反危机政策行动中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并不是小川行长第一个提出的,这个建议的首倡者是俄罗斯政府。早在
近年来,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体有四种主张:(1)维持现状,只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些小打小闹的改良;(2)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让世界储备货币多元化制度化,由美元主导体系走向多元主导体系;(3)推动建立全球单一化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废掉美元的主导货币和核心储备资产角色;(4)向黄金本位或商品货币回归,强调黄金和商品在全球货币发行中的支撑地位。除第四种主张具明显脱离实际特征外,其他三种主张都可视作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实选择。从中国的金融实力和储备资产结构现状说:第一种选择即维持美元主导地位只进行部分改良最符合中国的短期利益。因为美元越坚挺中国的比较金融资产收益就越高;第二种选择即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最符合中国的中期利益因为中国目前正以极其低调又异常积极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若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人民币成为多元化货币体系中的国际储备资产之一亦是中国中期发展的一大愿景;第三种选择即推动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最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因为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肯定还是国内储蓄、外汇储备及各类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发育状况和资源分配效率的限制,中国似乎仍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日益膨胀的金融资源,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国际市场,而在美元仍占据国际核心储备资产地位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内外调节的不协调性,给美元的币值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也给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规律上说,美国不可能以占全球经济总量1/4的实力水平长期支撑其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64%的绝对统治地位,由于中国的经济金融的相对竞争实力会在未来20年内对美经历一个彼消此长的变动过程,因此,从长期看,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最符合后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利益,最有利于脱离个别主权国家因实力和政策变化对世界各国储备资产安全造成的威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世界市场就是一个布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现在有许多把尺子被用来量布、卖布,不同尺子之间的长度换算需要时间等各类成本,而占主导地位的尺子在长度上还时常发生伸缩变化,这显然给布匹的生产和销售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如果世界布匹市场只有一把尺子,且该尺子的长度恒久不变,这肯定是世界布匹市场的最大福音。问题只在于由多把尺子变成一把尺子需要跨越很多障碍,即政治、经济、技术甚至文化等等方面的障碍。
熟悉货币金融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早在黄金尚未完全丧失储备货币职能时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提出过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创立国际货币的天才构想,他并把这种货币起名做“Bancor”。在当年情势下,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仍在韬晦中积聚力量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成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方面占尽绝对优势的美国推出了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其中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系统构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构筑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霸主地位。因此,作为怀特的谈判对手,尽管凯恩斯更天才睿智,提出的“Bancor”构想更富远见,但他代表的是末路霸主英国,他是“退位盟主”的发言人,因此,60多年前他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也不可能被美国接受。1969年,IMF为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了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叫特别提款权(SDR),但40年来SDR始终没能有效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作用。小川行长在《思考》一文中就强化SDR的作用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涉及这一世界货币的暂时替代物的计价、清算、定值、发行、储值等多项功能的改进,这些建议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国际社会认真研究。
那么,小川行长的建议能否在今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现实中得到印证呢?
我只想从政治经济货币规律的角度提出如下问题:
第一,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前辈们就已经发现:货币虽然是在市场交换中自然产生的一般等价物,但没有内在价值或足额价值支撑的一般等价物若想推行开去就必须以国家强力做后盾,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哪一种超国家的强力做后盾呢?世界上存在着“超国家强力”吗?
第二,如果“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信用信任为基础,背后不与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相挂钩,那么,“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或许可以在市场共同认可的情况下做“尺子”起到价值标准的作用,却无法起到储藏手段的作用,因为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中,信用和信任很难有恒定不变的价值。
第三,全世界就像一个公司,任何决定和动议如果具有相对股权数量优势的大股东不点头,恐怕任何决议或动议都很难通过,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这件事目前面临的正是这种尴尬局面。美国表示无条件拒绝,一些发达市场国家再站在美国一边或甚少对俄中印的新动议表示支持,那显然,这个建议在短期内就没有现实可操作性。
第四,国家货币体系现在能否总结出一套既切近现实又能显示前瞻性智慧的演进规律?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在全球化和地区化并行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可能会循着两条轨道发展:一条轨道是从全球角度看由单一货币主导向多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另一条轨道是在地区化经济竞争中自然涌现出区域性统一货币,如欧洲的欧元,未来的亚元等等,一旦各地区统一货币形成,全球货币体系就具备形成统一“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固基础。在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循着全球化和地区化两个方向演进的过程中,欧元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如果因为东欧危机的拖累或其他的政治经济、宏观政策协调等原因导致欧元消亡,那么,今后亚元的出世时间肯定要大大推迟,因为亚洲国家在边界纠纷、政治制度差异、文化价值观冲突方面存在的问题比欧洲国家要大得多。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00年3月2日接受约翰·泰勒采访时说过的几句话:“从科学的角度看,欧元的出现是最有趣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说奇迹有点夸大了。我认为欧元取得伟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接着弗里德曼的思路往下走,什么时候会出现亚元奇迹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奇迹呢?也许,中国目前不坐等奇迹出现,而是采取低调姿态力推人民币国际化、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积极准备制度条件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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