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但是问题也日益凸显，内地农村的凋敝和破败，城乡收入差的快速恶化，构成刺目的对比。显然，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农村的内在活力，越来越令人忧心——举世瞩目的“三农问题”由此产生。不过，三农问题可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要想彻底解决，无法靠短效的津贴，补助等救急措施，而要靠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三农问题的日益严峻化，是和农地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分不开的。现行的土地制度所暴露的弊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具体体现在下列几方面。

首先，现行土地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愈益恶化的制度性障碍，损害的恰恰是政府想保护的纯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面对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通过进入或退出生产，决定土地经营规模，以获取平均收入。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主要由家庭人口在当地村社中的份额决定。土地市场在各村之间和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和扭曲，并造成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扭曲，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沿海繁荣无法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向内地传递。

其次，现行土地制度和以法治国的目标严重冲突。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通过用市价充分补偿农民，使农民平滑融入现代都市经济的过程。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化变成了对农民的剥夺，激起农民抗争的过程。急剧上升的土地纠纷成为农村群体性抗争的最主要原因，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

再次，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无法用土地作抵押，又缺少其他抵押，农村金融难以发育，进一步恶化农户的收入前景。

再其次，中国现存的农业生产结构形成于高度闭关自守，粮食自给压倒一切的时期，严重偏离中国的比较利益，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生产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农民收入也难以提高。但是，农业结构若作根本调整，缺乏金融服务，仅靠农民自身积累，调整过程将会漫长而痛苦。

最后，没有稳固的地权保证，农地租赁市场难以发育，农村经济的自主性，自律性，和可持续性难以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因缺乏本地农民的自发参与，必然发生凋零，退化，日益依赖中央财政来推动和维持。

为解决这些问题，三农问题专家都提出了自己方案。然而，细读这些方案，都让人觉得这些方案只是专家们的良知表达或农民代言人的呼吁，从来没有显示力量或很少把自己变成一种力量，像梁漱溟先生孤身一人抵挡一个国家。李昌平本来是历史呼唤已久的农民意见领袖，但他也只能站在县乡一级官吏的高端，如今他更有了专家学者们的头脑。农民代言人以专家学者的头脑考虑问题，专家学者则以政治家的处境设身处地，这种荒唐已经不仅是三农领域的现象，而且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特徵。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在其最初是做了绝大的奉献牺牲的，但随後城市需要接纳农民，需要反哺农民，需要补偿甚至退赔农民，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也才符合邓小平改革开放先富并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实证了这一历史逻辑。但是，反哺农民并不是请客吃饭一类的“哥俩好”，它是在抗争或力量角逐中得以完成实现的。它不需要政客说自己的艰难，不需要专家学者以貌似中允、理性的态度对百姓说国家的不易，它需要农民成为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一元，并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现代英雄，它需要能够沟通城乡二元的人格形式。这个贱民世界把自己的所有交给了城市，如今它来到城绝不是向城求乞或求怜惜，它来到城，就应该在最低层面上如马丁路德金到华盛顿一样兑现一个承诺，它应该大大方方地要求自己的自然权利和历史权利！这历史权利就是对地权的无条件全面拥有使用。

中外历史表明：农地制度是每个社会的根本性制度之一。好的农地制度应有助于农民获得分享社会繁荣的权利和渠道，使他们获得财力和恒心去关注本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长期保养，并使农业不断提高内在活力，永葆因应全球化所必需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好的农地制度也应有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总体经济运转能趋于效率和公平两者的自然平衡，社会生活趋于井然有序，城乡关系趋于和谐、自律。

经济学理论指出，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各种产权必须明晰界定。唯此，要素才能在市场顺利交换，完成自由流动和组合，实现本身价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极大化。土地作为生产的三大要素之一，当然和其他要素一样，必须服从要素配置的基本规律。否认土地的要素属性，以杜撰出来的所谓中国特殊国情，否认土地的流转和配置应该服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但完全无视中国本国的长期历史经验，而且无视30年来土地集体所有的实践结果。实际上，目前的农地制度使广大农民难以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好处，难以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

从历史上看，经历了上万年演变的产权制度的基本趋势，也能清楚看出其中所沉淀的先哲智慧和历史教训。当代各国的实践更为我们提供为何保障产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丰富实证。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漫漫岁月中，同样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支撑日益庞大的人口，离不开土地私有制对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从远古时期的无主状态，人们或刀耕火种，或逐草而牧，对地权毫无概念，到部落之间划地为界，界内土地部落共有，到最后建立国家，国家又迫于人口压力将原来公有的土地逐渐私有，并用法律和法庭保障各家各户用地契、界石确立的私有地块。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人类付出匮乏，贫穷，饥饿，乃至流血，冲突，杀戮的高昂代价，才逐渐体会到越是人口众多，越是需要使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产权明晰化的必要性。

凡是对此做到长期信奉不疑的民族，不但逐渐得以完善以保障产权为核心内容的法治，演化出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生活的和谐和共生，而且获得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土地承载人口能力的极大提高。对此顽冥不化，漠视甚至鄙视的民族，则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冲突，杀戮不断，既无法建立和谐和秩序，又无从积累财富和知识，继续处于野蛮无知，无法无天的状态。今天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或早或迟地实行了农地私有。如此漫长的时期，如此众多的国家，殊途同归，选择和保护农地私有，其中必定包含全人类反复试验后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

中国目前积极吸取新思想，新技术，实行市场经济。对内倡导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广中华文明的精华，倡导和谐世界，力图和平崛起。在这种历史关键时刻，没有理由拒绝继承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的本国优良的制度遗产，没有理由无视现代经济学关于产权和要素配置的基本结论，更没有理由挑战各国在产权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全人类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