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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乃是环境与历史所成就，一句话是道不清楚的！
黄河两岸的黄土地，繁衍了稳定的农耕民族，发展出青铜文明，修造了万里长城，哺育出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英国这个地处天之边、地之涯的多雨多雾的小岛，凯撒大帝讨伐两次都因迷途而返，造就英国人那不合群又自傲的个性；而美国，如果没有中西部的山川河流与辽阔原野造就了其早期的牛仔开拓精神，能有如今开放、创新的民风？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与文明之地的交汇处。相得霸蛮与文明的完美结合。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古代被称作“三苗之国”、“南蛮之地”，较之于中原大地，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远离中央政权，加上境内大部分地区山川险要，难以开发，在远古时代，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为迟缓。
湖南境内现存有炎帝、舜帝和义帝陵等远古王陵。作为一个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冲突和融合的地方，炎帝所代表的南方部落和黄帝代表的北方部落是有差别的。我们并不能认为湖南的文化开发相对中原落后，相反，从湖南各地的出土文物来看，湖南远古的科技已经领先于世界了。只是湖南本地的文明是有别于中原文明的——南方的文明精致典雅，北方的文明粗犷大方，文化传统上的南北差异造成了湖南人内向的性格。在早期楚地确实存在一个可以与中原文明媲美的文明，但是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到以岳麓书院为首的书院文化和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盛行，湖南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要落后于中原地区。
到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从中原向湖南的移民，外部文明更深入地嵌入湖湘，并催生了近代湖南的人才辈出与文化的繁荣。
这种中原发达文明的嵌入，正是湖湘文化灵性一面的根源。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就缭绕盘旋着一种仙逸之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件49克重的薄纱蝉衣，精妙工艺令人叹绝，吴越的丝绸也不过如此。
湖南历来自然灾害不断，忧患意识强，屈原、贾谊、范仲淹等在湖南成名的外省人都有浓烈的忧患色彩，无疑给湖湘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忧患文化的底蕴。气候潮湿，气候恶劣而极端：冬天湿冷（北方人感到湖南冬天比北方的冬天更难过）夏天炎热（长沙是四大火炉之一），脱下棉衣穿背心，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是湖南的最大隐患），养成特殊的忧患意识。
喜欢吃甜食可能是人类(尤其是儿童)的天性，但尤其是江浙及上海人喜欢吃甜食，可能是历史上也只有这些地方有吃甜食的条件(别的地方连苦菜都吃不饱) 。但就象王朔所说，太舒服的生活就像糖一样，快感止于口腔，第一口很容易接受，吃下去，一直吃，就不免发腻，嘴里发黏，唾液变酸，胃口也倒了。太甜的文化是没有嚼头的，能产生通俗小说，但就是产生不了名著。能使大人成瘾的东西都不是甜的，烟酒茶辣椒什么的，总要带一些刺激性。小孩喜欢吃甜食，代表小孩的肤浅。
湖南食物辛辣无比，文化也有辣椒的味道，开始口感可能并不好，但久后就会觉得辣得过瘾。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湖南文化才异军突起，有人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多是湖南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有几个不是湖南人”？确实，自从曾国藩、左宗棠以来，湖南一直人才辈出，邵阳的魏源呼吁“师以夷技以制夷”，浏阳谭嗣同变法殒身；新化陈天华想以“猛回头”、“警世钟”唤醒国民，后来干脆在日本投海自杀，以此激烈的行为唤醒国民；辛亥革命的二号人物黄兴，7岁骑在父亲头上考秀才、推翻袁世凯的帝制的邵阳蔡锷将军，也与陈天华一起魂留岳麓山；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曾任总理的熊希龄，以及首次尝试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宋教仁等也是湖南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湖南精英更是举不胜举(如刘少奇、彭德怀、粟裕、贺龙等)；
抗日战争时当时中国将亡，国际社会一片悲观，但一位美籍华人撰文说中国决不会亡，因为湖南人还没有死光，只要有一个湖南人中国就不会亡。台湾义士连恒(台湾名誉主席连战的爷爷)写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果然日本是在湖南被打败的，抗日的最后一战(非常关键一仗)是湘西一支地方武装打的；参选台湾总统的宋楚瑜（台湾亲民党现任主席）是湖南湘乡人，国家统一两岸同胞寄予厚望，国民党希望所在、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是湖南衡山人，台湾行政院现任院长刘兆玄亦是湖南人。
中国历代好战的地方是楚国和秦国，清末起一直就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军中湖南军官占了相当比例。并且以后是现代化战争，设在湖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将发挥重大影响。有人说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将湖南人性格写死火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这句话刚好悬在湖南的北大门的风水门槛上(岳阳楼上)。
“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便成了今人备所推崇的湖湘文化精髓。“耐得烦，坂得蛮，吃得苦，不怕死”，便刻画了湖南人不屈不饶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实写照了湖南人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
再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么到乾嘉苗民，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血刃的杀戮之声。近现代史上，更是一派刁贼风范：湘军故里、维新运动红火的省份、武昌起义首应、全国农运中心、抗战重要正面战场……
湖南就是这样以造反者的形象傲立历史。
湖南人的性格里有某种火的特质，那是团未经人类文明雕琢污染的野性的火，热烈、简单、直白，自然而张扬，酣畅而放肆。湖南人粗俗质朴的激情和强悍粗野的生命赋予他们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要想湖南人循规蹈矩，对上司惟命是从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人从来就是最难统治和规范化的一群，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心悦诚服，否则，他们总会有办法让你头疼。
所以，湖南人公认“厉害”。湖南妹子绝不温良恭俭让，爱上湘妹子无疑是一种挑战，引导她们去爱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是件很难的事。但她们一旦爱了，会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有湘夫人的斑竹为证。
相比之下，湘伢子就显得过于粗糙，类似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头上顶着三根野雉毛，双手举着叉肉，在篝火边怪叫直跳。这种酋长意识决定了他们对爱的理解是：为她承担一切。爱对湘伢子来说，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责任。
湖南人是不定型的，就像凡高的画，总显得毛糙、潦草。现代社会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湖南人总是缺少，它给人的感觉是总在从野蛮人进化为现代文明人的过程中，但总是没有完成。或许，是他们本身就不愿完成，而宁愿在都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间保留一些原始丛林的野趣和不规范。
文明的湖南人在骨子里也残留着原始的野性，这种野性常常被误解为刁蛮、落后和愚昧，其实不然，正是这种不高贵但绝对真诚的野质生命，使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异样和谐。洞庭湖荷叶田田、水天一色，张家界龙吟细细、风月无边，衡山江天潇潇、清霜冷雁，湘西吊角楼凤尾森森、袖生白云，甚至不知名的琅山、南山、辰水、邵水，都美得让人心醉。
这还是一块盛产山神、女巫和美丽神话的土地：炎帝被同父异母兄黄帝追杀，从甘肃凄凄惶惶一路南下，最后长眠在茶陵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三闾大夫屈原和柳宗元得意过后都曾谪居在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羽化而去；湘夫人斑斑血泪，难诉衷肠；小乔初嫁了，终于也玉陨香消在此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中；还有那秦时明月的桃花源，牵痛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归隐梦。山水与神话如此水乳交融，和谐统一。看到湖南人怡然自乐得像一棵树、一株草似的生存于山水之间，你或许能明白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
也正因了这亲近自然的原始和野蛮，湖南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被文化开发、引入现代文明的机会。这里曾经走过多少达人智士，但最后却没有一个能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文化的海洋里，湖南是一块永不进水的石头，而且磨不平棱角。
我们还记得湖南的文化启蒙，那是勃起于春秋，鼎盛一时，终在吴起改制中式微的楚文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在这勃忽之间，湖南人奠定了其性格最初和最大本质的部分。
楚文化时期是湖南的童年，湖南人从小就乖张、狂野。几百年后，李白还唱道：“我本楚狂人”。如果说其东邻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俊秀清雅、纤巧柔腻，西毗巴蜀文化是才华恣肆、闲散虚浮的话，那么楚文化无疑是诡秘飘忽、清奇瑰丽的。楚文化的美丽透着妖冶和鬼气，骨格清奇，妙在邪正之间。它养育了种种鬼才：投江的屈原，不得志的贾谊，造纸的蔡侯，看世界的魏源，毁誉参半的曾国藩，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闯北京的沈从文，闹天下的毛泽东……奇怪的是，除了毛泽东，其余人在湖南留下的痕迹竟都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要浅。湖南似乎谁的帐也不买，任凭他们在一片沉寂的冷默中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存在过。湖南的狂野，是不是拒绝了太多的东西？自然和原始是双刃剑，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南，同时也局限了它，“成也，败也”，真理只在这成败之间。
楚文化随风而逝后，老子来过，庄子来过，禅宗的八祖石头和尚也来过，但终于都走了或死了。《道德经》、《逍遥游》和“即心即佛”都乘风归去，湖南依然故我。
朱熹听说一代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声誉鹊起，一半是自傲，一半是探讨，他来到了湖南。朱张在雨夜抵膝而谈，竟至彻夜。他们讨论起孔子的“仁”和儒家的“格物致知”，第二天一早又一起从岳麓山下出发，乘船经过后来毛泽东年轻时常去游泳的桔子洲头，到当时的长沙城里去讲学。朱张努力着，想要“以致克己求仁之功”的劲风吹热这里冰冷的文化空气，告诉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遵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而这和湖南人的性格是多么地格格不入。他们终于失败了。
几十年后，心学大师王阳明因为宦海沉浮，两度途经湖南，其中后一次还在湖南过的年。他怀着仰慕之心想探访一下岳麓书院，而当时的长沙太守却不得不提前派人去打扫一番，因为那时的岳麓书院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
再过一两百年，湖南人王夫之(号船山先生)在揭竿而起反清复明失败后，隐居衡阳船山，埋头著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相对于黑格尔对西方哲学的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位硕儒巨子，其生前居然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一个湖南人知道他，更没有一个湖南人重视他。这时再回头想想当年的朱张会谈，现在的状况也不再奇怪，湖南纵有十个王夫之，终于也拾不起这失落的文明的碎片。
清朝末年，历史给了湖南最后一次机会。文质彬彬的曾国藩连年征战、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衣锦还乡，在湖南大开科举，力兴儒学。一时文人奔走、学子相告，然而，三湘掀起过儒学狂澜，却在一片喧嚣之后尘埃落地，再继乏人。
时至今日，虽然真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岳麓书院”门额“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还在，虽然岳麓山下每一片树叶响时都还隐隐有“存天理”之声，但仅仅几十年后，精雅的藏书阁里已没有书香，湘江边上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中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朱张渡”的来历。惊心动魄的道学南系湖湘学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消散得那么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也真不知道是光荣还是耻辱，迄今我国的第一把钢剑，第一枝毛笔，第一张地图，最完整的汉墓，最完好的古尸，最早的青铜乐器，都产生在湖南；中国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湖南从来就不缺文明，少的只是对文明的接纳和内化，因此也产生不了那种自内而外的儒雅之气。毕竟是没有文化滋润的土地啊，毕竟是未曾开发的民众。流行一时的潮流文化，又怎敌他晚来风急，骨中野性？
于是，湖南养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家、军事家；湖南高产的，是直接作用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型人才，不是以“空谈”、“玄思”影响人类文明历程的智慧型人才。对于这一点，当然无所谓功过是非的评定，只是想起来，偶尔会让人感到遗憾。
然而湖南又是个典型的“四塞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大声疾呼：“睁大眼睛看世界”的湖南人，可是一旦湖南人的郭松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特使回乡探亲时，当地士绅居然不准他乘坐的船只靠岸，骂他祟洋媚外，有辱祖宗。即使后来的湖南人认同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对待白皮肤的欧美人和黄皮肤的东洋人，也有不同的标准。
与湖南人最早打交道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人和日本人。
美国人与湖南人打交道是用教会和医院等慈善手段进行的，美国人在上世纪末就在湖南建了美伦美奂的大教堂，后又建立了著名的湘雅医学院，从而使得中国医学界有了“北协和，南湘雅”的称誉。可是湖南人却一把火烧掉了大教堂。
日本人与湖南人打交道是通过军舰和洋枪洋炮。19世纪末的甲午中日战争，实质上是湘军和日本武士的对抗；20世纪初日本的军舰开到长沙湘江上闹事，炮轰长沙，酿成大血案；20世纪30年代末的“文夕大火”，历史古城长沙被付之一炬，其祸根也是日本军队的侵略国和民政府决策失误引起的。按常理讲，湖南与日本是世代冤家，可是20世纪初将日本人当老师，纷纷到日本留学的又是湖南人居多。本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最早与外国结为友好城市的，又是湖南的长沙市与日本的滋贺市，洞庭湖与日本的琵琶湖结为姐妹等等。
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的、物质的、娱乐的、世俗的时代，以忧国忧民，关注苦难，反思现实，寻求改良为己任的湖湘文化，其实是有些不合时宜、冷清沉寂的。曾经作为湖湘文化代表的“革命湘军”、“启蒙湘军”、“文学湘军（更恰当是人文湘军）”、“教育湘军”，近些年几乎无（外）人问津，也无（己）人坚持了。只在海外有个龙应台，早前是写过几篇好杂文的。省内写小说的残雪、王跃文、唐浩文、阎真，写散文的叶梦、王开林，被评得很高，倒也有些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追求，但似乎与传统的湖湘文化主旨、风格也没有什么渊源。真正的互相文化，在目前这个年代已不可能走红。
我们也说湖湘热情恣意的火，什么时候能够稍稍精巧一些、玲珑一些，又不失其真，又不失其霸其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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