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陋的房间里，两台血液透析机正在运作，塑料管子里血液在循环着，有些斑驳的外壳显示这个机器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并列的两张床上躺着两个患者；他们的旁边是简易的输液架，还有摆放着瓶瓶罐罐的桌子。没有专业护士、没有隔离间、没有严格的消毒设备，这是一个设在北京郊区农家小院的特殊“医院”，也是10名尿毒症患者的救命室。

这10名尿毒症患者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集资购买的，为的是能够延续生命，在这一切治疗开始前，每个人需要签一份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

手捧“生死”合同的吴世传

来自辽宁的吴世传68岁，是10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得了尿毒症有1年半，在这里做透析已经一年。

“你知道得了这个病发作时是什么感觉吗？”他问我。

“就像上吊的感觉，有绳子勒着你的脖子，一点一点的勒人喘不过来气。”

看起来苍白、虚弱的吴世传，站在初春北京微寒的阳光中，挥动双手比划着什么是上吊，在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他的脸上却带着一种看透生死的木然。

他说，病症有时候会在夜间发作，为了减轻那种就要被窒息的痛苦，只能笔直的站着，而这一站往往就要8个小时。

能减轻这一切痛苦的除了换肾，就只有做血液透析。

吴世传所得的尿毒症实际上是肾功能衰竭晚期一系列症状的总称。到了这个阶段，人体就不能通过肾脏产生尿液，将体内代谢产生的废物和过多的水分排出体外。体内积聚的水不断增多，就会压迫身体各系统，严重时会产生心力衰竭、精神异常或是昏迷。在身体已经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时，只有通过机器将血液中的多余水分去除减少这种压迫感。初期的尿毒症患者每周需要做2-3次，中晚期的患者则几乎要每天做一次透析，否则就会被自己体内的水憋死。

不过这短短3个多小时的治疗却耗价不菲，仅仅做一次透析，在北京的普通医院就要400多元，如果再加上其他治疗费用，一个月就要将近一万元，这对于无业，没有医保，只依靠妻子和女儿打零工维持生活和治病费用的吴世传来说，无疑是根本难以背负的负担。

“不是不知道这里没有保障，可是在这做透析每次只要我交一百元，比大医院便宜2/3，大医院是好，可我治不起，这儿虽然条件差，但总比憋死强。”吴世传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着。

 “其实我也想死，可是我一想到我的女儿，我不能死，我要活着。”

简陋的透析室      透析室就设在这个农房内

二

来自内蒙古的魏强是诊室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今年35岁的他得尿毒症已经13年了。从97年开始看病到现在，治疗费已经花去了5、60万。多亏了条件还不错的父母和兄弟的支持，尽管如此还是有20多万的外债没还清。

2005年时，魏强曾经筹集了10几万打算换肾，不过肾源找到了，他却因为感冒错过了换肾的时机。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病友想要转让自己的透析机。魏强算了笔帐，以他农村户口的身份，虽然有农村合作医疗，但能报销的比例只有50%，而在医院做一次透析至少3、4百元，即使能够报销每次透析也要260元左右，如果有了机器那就可以省下不少费用。想到这里，魏强从准备换肾的钱中拿出7万元和另外一个病友共同成为了透析机的拥有人。

很快，其他病友也知道了这个自助透析室的存在。对于也想加入的病友，魏强和另外一个合伙人商量，以参股的形式，每人拿出2万元的入股费，共同拥有对透析机的使用权，即使在死亡之后股权还可以转给家人，加入的人只能是身份确认可靠的病友，还要提供是否有传染病的化验单。这才形成了现在10个人的固定规模。

采访中，魏强一直在强调这只是个自救社团，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治病。

“这只是穷人的活法，我们没钱，没法选择大医院，但我们也要活着。”他说。

是的，“活着”。这也是我在这次采访中听到的频率最高的词语。

取缔通知

三

可是这个愿望此刻却面临着挑战。由于媒体近期的宣传，这个小团体在近期受到了关注，热心的人们纷纷前来打算提供帮助。可正是由于媒体的宣传，当地卫生部门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卫生条件不符合治病的规定，这里不得不被取缔。透析机要被查封，病友们在获得几次免费透析后，将会被送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至于今后该怎么样，没人能够告诉他们。

面对他们，执行取缔的工作人员也很抱歉。因为这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卫生隐患，持续下去也许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从法规方面讲，他们没有错。那么病人们有错吗?他们只是一群缺乏金钱，但不乏生命力的人，他们所做的只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活下去，他们更没有错。

那么错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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