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系列之七 老子的心态正在于其无目的使然。一旦有了明确的目的，那么便成了需要破“执”的对象，反而违背了老子学说的本意。从这一点上说，真正做到了“出世”，才是“入世”。 老子呼唤人们从利欲熏心的纷争之中清醒过来，回到“道”本身，“处无为之事”，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无力与王权专制主义相抗争的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轴心时代”，在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斗争中，往往会自发产生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平民文化（如同中国的墨家学派——不完全形态的平民文化），这种平民文化在与贵族文化的斗争中逐渐上升为该民族的主流文化形式。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莫不如此。中国的老子学说更像是针对王权贵族的一种行为规范，劝诫贵族清心寡欲，“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游离于贵族文化之外，又不能代表真正的平民文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只有拚命地“有为”才能填饱肚子，如何需要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呢？ 以老子学说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上升为中国次主流文化之后，“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很自然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当这种社会意识大行其道之时，老子式的“无为”、“无不为”思想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在于它顺从自然的无目的性，但当所有的人都有意识选择如何“无为而无不为”时，人们便会将老子学说变成一种旨在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生存，在时隐时现的机会中寻求最佳出击时机的方法论哲学。 消极的集体“无不为”意识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就造成了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如同鸡笼里的鸡，结果便是一个一个地被“有秩序地”屠杀。我们在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里所看到的强权暴政对于一切美好事物实施破坏的行为正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似乎聪明透顶，但最终却证明每一个人都被某个手段更高明的人玩于股掌之间而茫然不知。鲁迅先生在他的多部文学作品里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而不知反抗的人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如此看来，也许老子的学说并非为了“出世”，但也未必为了“入世”吧。 人与人之间组成的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核心，在各种繁琐的社会关系面前，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学说通常被人们看成是一门教人如何“出世”的学问，但从老子学说的“全局”来看，绝不是单纯“出世”或者“入世”的说法那么简单。 “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处于矛盾中的事物，其中一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达到了一定限度就会发生转化，变成其相反的另一方面。自在的“道”代表着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性，主宰着人在世界上的一切行为。“道”与人的“有为”、“无为”、“无不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的逻辑。老子的社会政治观是他的哲学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应用，其核心仍然是“自在之道”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系统学说。 大凡对一个民族性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老子》虽只有“五千言”，但它产生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老子学说对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呢？ 人的“有为”是对“自在之道”的否定 老子认为人的“有为”是违反自在之道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人力的滥用，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贪欲不止的王公贵族与衣食不保的广大百姓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面对这种违背大多数善良人意志的社会现实，老子显然是极为不满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人民之饥饿，是因为统治者蚕食的租税太多，所以人民才饥饿。人民之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多欲妄为，所以人民才难以治理。老子深刻地洞悉了社会矛盾的根源，但又无能为力。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大道”荒废了，才有所谓“仁义”的存在；聪明智慧发挥了，才有了诈伪；家庭（“六亲”）不能和睦相处，才有了所谓的孝慈；国家陷于昏乱，才有了所谓的忠臣。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第三十八章）。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的存在，意味着忠信的淡薄，是祸乱的开端。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对于（经验知识）的学习，知识日渐增多；对“道”的体认，则使（情欲和知识）日渐减损。减损而又减损，以至于达到无为。无为则无所不能为。治理天下要顺其自然，清静无为。若是政令苛繁，自行其是，则不足以治天下。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弃绝了“圣”与“智”，民众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弃绝了 “仁”和“义”，民众才能回归孝慈；弃绝巧和利，盗贼就会自然消失。把这三样东西（圣智、仁义、巧利）作为教化的文饰，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使人有所归属：即保持质朴，减少私欲，弃绝（偏离“道”的）学问，达到没有忧虑的境界。 人的“无为”是对人的“有为”的否定 人的“有为”是对“自在之道”的否定，人若想回归于“道”，就要否定人的“有为”，即“破执”。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想要治理天下，却又要用强力施以作为，我看他是不会得到成功的。天下是神圣的东西，不可强力而为，也不可以用强力来控制。勉强施为就会失败，把持不放就会失去天下。 老子的无为而治又称“圣人之治”。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我无为，民众就自然顺化；我好静，民众自然归正；我无事，民众自然富足；我无欲，民众自然淳朴。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通常是没有私心的，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对于善良的人，我善待他；对于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就可以得到了善。对于诚信的人，我讲信用；对不诚信的人，我也讲信用，这样就可以得到了信。圣人治理天下，收敛自己的贪念，使天下的人心归于浑沌、纯朴。百姓们都以自己的耳目关注他、拥戴他，圣人把他们当作无知无欲的婴孩对待。 如何能够无为而治呢？老子提出了“三宝”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 我有三件法宝，执守而且保全它：第一件叫做慈爱；第二件叫做节俭；第三件叫做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有了慈爱，所以能勇武；有了节俭，所以能宽裕；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尊长。如今的人啊，舍弃了慈爱而追求勇武；舍弃了节俭而追求奢侈；舍弃退让而求争先，这是走向死路啊！慈爱，用以征战则能胜利，用来守卫则能坚固。如果天要救助谁，就用慈爱来护卫他。 人的“无不为”是对人的“无为”的否定 人为什么而“无为”？ “无为”仿佛是老子手中所拿着的一台绞肉机，能够把宇宙万物绞成肉泥，变成不再是原本所是的那种东西——“道”。 “无为”亦是人的自为的一种形式，当它无限接近于自在之道，并与自在之道保持一致，它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超然于一切变化的“无不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无为”的目的是其自身——人完全无意于外在于自身各种变化而保持自然而然的状态。通俗地说，这种“无为”并不刻意为了什么。如此“无为”自然就有了结果——“无不为”。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门户，也能够知道天下的事；不望窗外，也可以认识自然规律。走得越远，他所知道的就越少。所以，圣人不出行却能够知道，不亲见而能明了，不去做却能成功。 老子的心态正在于其无目的使然。一旦有了明确的目的，那么便成了需要破“执”的对象，反而违背了老子学说的本意。从这一点上说，真正做到了“出世”，才是“入世”。 真正做到了“无为”，才是有为。老子的“圣人”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王公贵族对待世界居高临下的处世态度。他们的少作为、不作为反而更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真正的救世主并无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心的主宰者反倒能够救世。历史上的中国盛世，都有“无为”救世的影子。统治者“无为”之时，正是中国人内在活力大爆发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最少的年代。 只有真正能够回到事物发生变化的元点，才能修正曾经错误的“有为”，重新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坚持“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淡化意识形态的纷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的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语）。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一个相对“中性”的政府更符合中国实际——如果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把一切说清楚，都要在意识形态上分清黑白，那么，谁有能力把中国人的精神真正地凝聚到同一个方向上呢？ “无为”与“无不为”思想在社会意识领域的“的自我否定 老子呼唤人们从利欲熏心的纷争之中清醒过来，回到“道”本身，“处无为之事”，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无力与王权专制主义相抗争的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轴心时代”，在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斗争中，往往会自发产生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平民文化（如同中国的墨家学派——不完全形态的平民文化），这种平民文化在与贵族文化的斗争中逐渐上升为该民族的主流文化形式。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莫不如此。中国的老子学说更像是针对王权贵族的一种行为规范，劝诫贵族清心寡欲，“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游离于贵族文化之外，又不能代表真正的平民文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只有拚命地“有为”才能填饱肚子，如何需要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呢？ 以老子学说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上升为中国次主流文化之后，“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很自然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当这种社会意识大行其道之时，老子式的“无为”、“无不为”思想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在于它顺从自然的无目的性，但当所有的人都有意识选择如何“无为而无不为”时，人们便会将老子学说变成一种旨在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生存，在时隐时现的机会中寻求最佳出击时机的方法论哲学。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是美，那就是已经有了丑；都知道什么是善，那就是已经有了恶。 如果套用这句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天下皆知‘无为’之为‘无为’，斯‘有为’矣；天下皆知‘无不为’之为‘无不为’，斯‘无为’矣！” 由于无力改变现实，老子学说往往只能使得“无为”任由“有为”，甚至纵容恶的“有为”。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并非老子的思想却能从容篡改老子学说，占据“无为而无不为”的“花心”，并把那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串成万花筒，恣意妄为。通常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往往胸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时且“无为”，最终却是为了“无不为”的入世。 “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很多时候演绎成了伺机而动的机会主义。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成了中国人牢不可破的集体无意识。试想一下，在一个树林中，总有一些树要卓然独秀。所有的树木都试图躲避“风摧”命运，这本身是完全不可能的。仿佛同在一个笼子里的鸡，所有的鸡都不想成为被主人所杀的“第一个”，但总有一只鸡会沦为这不幸的“第一个”。每一个人都在避免成为这样的“第一个”，但总会有人会成为这“第一个”。“第一个”之后便是“第二个”，按此思维方式，人们又会设法避免成为不幸的“第二个”……消极的集体“无不为”意识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就造成了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如同鸡笼里的鸡，结果便是一个一个地被“有秩序地”屠杀。我们在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里所看到的强权暴政对于一切美好事物实施破坏的行为正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似乎聪明透顶，但最终却证明每一个人都被某个手段更高明的人玩于股掌之间而茫然不知。鲁迅先生在他的多部文学作品里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而不知反抗的人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如此看来，也许老子的学说并非为了“出世”，但也未必为了“入世”吧。
光中的哲学
强光中，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二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在《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哲学论文多篇。2011年出版学术著作《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本人建此博客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哲学及与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除了引用史料的部分之外，均为本人原创。 欢迎联系qianggz@xz35.com 或加本人QQ：19779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