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在首都机场趴活的的哥，因为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到急救中心抢救。事发当时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交通台的记者正在直播这条新闻。这位司机年龄不大，事先也没有心脏病史，趴活的过程中突感不适，下车求救，其他的司机连忙将他送到首都机场的急救室。第二天，我在网上试图寻找一下这位的哥是否被抢救过来，可惜未能如愿。不知道现在这位的哥的亲人，是在庆幸还是在哭泣。

当时的广播新闻中记者说到，在过去的一年里，仅在首都机场趴活的司机，就已经有三位因心脏病突发遭遇不幸，这个数字让我很是震惊。北京市有十万名出租司机，仅在首都机场一年就有三名司机因心脏病去世，那全北京市每年有多少？我在网上继续搜索，还是没有答案，只是看到去年一位在开车途中突发心脏病的司机，为了避让行人紧急将车驶到路旁的新闻，在那个新闻中，司机撒手人寰，乘客和行人都安全无恙。

我们这个社会，每天都有大事在发生，G20，造航母，房价上涨和下跌等等，每天都占据了我们新闻的版面，和这些新闻相比，一个卑微的的哥的生和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甚至载我去机场的司机在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也都显得异常的平静。没有抱怨，没有不平。他说，早习惯这样的新闻了。他们是司机，只有认命。认命！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工作空间狭小，吃饭没有规律，更谈不上什么锻炼，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由此成了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在医学上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关于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这些年媒体多有讨论，体制上的弊病似乎也非常了然，我也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在社会平均收入非常低的情况下，许多低收入行业的劳动者，往往更看重收入而不是劳动条件，因此，即便降低份钱，这些辛苦的的哥可能还会继续拚命地工作，因为家里菜金，孩子的学费，供楼的贷款，都在等着他筹措。在一个劳动力成本只占企业成本7%的时代，这是每个劳动者的宿命，的哥只不过是这其中比较显眼的一个群体。可是，这些道理，在我听新闻的那个晚上，变得如此的苍白和无力，因为在一个年轻的的哥的生命面前，道理变得有些猥琐。理由越充分，就越像是我们在寻找冷漠的借口。

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出租车的行业协会是不是知道这条新闻，如果制度现在很难改变，能不能让更少的出租车司机面对心脏病的威胁有一些现实可行的救助途径。心脏病的抢救，在医学上大约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如果抢救及时，多数都不至于死掉。但出租车司机平时一个人在城市里穿梭奔波，心脏病突发时往往没有救助时间。等送到医院，基本一切都晚了。因此我建议，政府应该要求出租企业给每一个出租车配备一个简单的急救包，急救包里装备一个速效救心丸，这至少可以为突发心脏病的的哥，赢得一个救命的机会。在平日，甚至坐车的乘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小小的药丸，也能起到救急的作用。一瓶速效救心丸的价格只有十几块钱，出租企业如果集中采购价格会更低，配备一个紧急救命的急救箱，成本也只有几十块钱，但这样的措施，却可能每年挽救数位的哥的生命。其次，一旦心脏病发作，司机断难再开车前往医院求救，而工作中的司机多数都很难找到其他人帮助，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在向首都机场这样司机集中的地方，建立针对心脏病救助的急救点（也可以考虑在首都机场现有急救中的基础上增加设备，但关键是要离司机趴活的地点近），与此同时，应该考虑在每一个出租车上建立一个和医院相连接的救助通道，一旦司机身体不适，只要按一个键，附近的医院就可以得到信息，首先指导司机尽快服用速效救心丸，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进行施救。这一通道如能建立，受益的群体同样能惠及出租车上的乘客和司机在平日工作中偶然遇到的病人。以上措施，都不涉及对现有出租行业体制的改造，只需要我们具备对每一个卑微生命最起码的尊重。而这，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

《华商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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