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9年的中旬，新政权对经济工作的注意力已经明显要超过接管本身了。不过，武汉很说明问题，它预示着未来即将解放的更多城市所可能面临的现状。

　　年轻的武汉军管会成员李彬带人查抄汉口市财政局金库时，发现空荡荡的屋子里躺着不到一千银元，“银元上落满灰尘”。虽然过去一年卓有成效的“反撤退、反搬迁、反破坏”运动几乎动员了三分之一的武汉人加入进来，国民党没有从这个城市捞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很明显，他们也没有留什么下来。

　　有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对这位开国领袖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空空如也，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也盯着刚刚解放的大城市里数以万计的私营工商业户。

　　仅仅用发行纸币来缓解财政压力的危险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充足的收入流作保证，共产党可能就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巩固政权，无法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也绝无可能为预定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而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京政权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

　　高压不仅不会奏效，还会适得其反，急于扩大政府收入的武汉为后来其它城市试了错。1949年夏天打击银元和经济改组的力度过猛引起了武汉大小资本家的“反弹”。一些仍能维持营业的店铺通过关门表达抗议；资本家们给武汉税务局局长张先进和财政局局长吴能光编了首打油诗嘲笑这两位从延安过来的共产党财税干部：“张罗货先进，伍月定能光”；一家宣告破产的工厂在大门口贴着，“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操之过急的事情几个月前在东北也或有出现，但武汉的情况还是让共产党高度重视。和“农村包围城市”背景下解放的东北城市不同，武汉解放的时候，周围农村土改还没有进行，城乡处于中断状态，在生产原料供应、粮食供给困难的条件下，对资本家改造过急无疑会放大时艰。

　　李先念后来在这一年给武汉的干部作报告中及时纠正了这个认识上的错误，他用“联合国”来形容对资改造，“先联营，再合营，最后国营”，“就像这条凳子，”他指着下面一位同志坐着的板凳打比方说，“我们先平起平坐，然后挤他，抗到最后，我们把他们挤掉了。”中南局不久给武汉下达了指示，要干部们贯彻“四方八面”的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南局显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这年夏天，毛泽东提出要“合理调整工商业”。

　　城市生产的恢复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1年武汉出现了抗战胜利以来“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商户较上去增加11.32%，资方总额增加11.23%。武汉之后，新政权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4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都还控制私人手里，而就在这一年，政府收入对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了30％，新政权的国家汲取能力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在有些问题上，武汉的优势很明显。新财税政策的执行，大量开工工厂的管理，都需要人数众多的专业人才，这让其它城市焦头烂额的事情在武汉却不成其问题。共产党1949年之前在武汉成功的地下工作为这座城市即将进行的各项变革储备了大量智力资源。1949年期间，全国主要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成为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上的人选，胡适、梅贻琦、陈寅恪都离开了大陆，武汉大学里却平静如常，几乎一人未动。

　　多年地下学生运动中被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学生们仍然处于被鼓舞的情感之中，“深入工厂和基层”不止是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在武汉的知识青年中它甚至成了某种风潮。武汉大学一名叫周克士的法律系学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一个人从汉阳门过江，步行到第一纱厂军管会工作组报到；另一名外文系的女生居然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纱厂做了一个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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