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热衷电视剧的那几年，是她最爱国的时候。我立即在脑子里搜索美国的主旋律电视剧，看它们是怎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在她的进一步解释中我明白了，原来她不是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而是看了一批真正优秀的电视剧，让她为这个国家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而感到骄傲。这位美国朋友的感想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要想领导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声嘶力竭地呵斥和叫卖，更不是让民众阻塞视听，把优秀的东西都拒之门外。（这段话除最后半句，摘自上周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

一、《中国人怎样才高兴》

作者的写作角度很巧妙，从如何让民众更爱国谈起。不过，只要关注过上周新闻的人都知道作者所指的是什么。

2009年4月1日，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

这则颇带有愚人节玩笑意味的《通知》据说让中国众多热衷于网上下载美剧、电影的网民深恶痛绝。诚然，增强国内版权意识，打击网上传播视频非法获利的理由让人无可辩驳。但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堂而皇之的理由却让绝大多数人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部分人用免费的操作系统，随心所欲地下载自己需要的音乐铃声，电子书，各种复习资料，软件……这些是不是版权问题呢？我们去歌厅唱卡拉OK,想嚎什么就嚎什么，这是不是版权问题呢？为什么偏偏要拿网上流传的电影、美剧、动画片开刀呢？可能这涉及到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自我保护了，因此也显得太不够自信，也太没有风度了。就像一场角逐，我们需要的是用自身的实力去赢得比赛，赢得观众，而不是下绊子让对手退出比赛。而且，就算我们真的是暂时实力不及，还可以靠风度赢得掌声啊。

古语曾言，“欲速则不达”，如果真是从维护版权的考虑出发，那么《通知》显得操之过急，估计经过这一顿“封杀”，民众的版权意识也不会增强到哪去。古人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对于封杀来说，只要采取某些技术手段，很容易就会取得某种看上去不错的效果，但私底下会怎么样呢？这可就不好说了。

好象扯远了，回到《中国人怎样才高兴》的话题。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西方世界。记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曾说，“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13年后，《中国不高兴》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关注。也重新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的认为该书“直言内政外交，是谏言国策”；有的则认为其过于偏激，有的人则质疑该书“投机”凡此种种，就不一概而述了。

与1997年《时代》发表《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全面反驳和直斥《中国可以说不》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仍然有些担忧，却温和了许多。如，3月20日的《时代》周刊说，“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在19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这两本书的作者之一张小波也坦言，当年《中国可以说不》遭遇的质疑很多，“《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啊？”13年后，当相似的质疑再次袭来，张小波这样反问道：“这还需要我们写吗？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对此，我感到有点惊讶！谁是中国人啊？谁代表中国啊？

这一点，我在美国总统，只代表政府不代表人民更不代表世界一文中说：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央视记者一开头就宣称“代表中国”（on behalf of China），不知道是由于紧张产生的口误，还是由于中国官方媒体记者们的习惯使然，或者他真带有某种使命。但无论如何，这种在国际上非同寻常的开场白，立即使得他与其他所有的在场记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引发全场一点骚动。

所以，笔者以为，愚人节发个《中国不高兴》的《通知》也好？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反映出的中国部分民众的群体心态。尽管我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有保留。但我仍然欢迎有这么一本书面世，并且认为对作者不必过于苛求、苛责。中国的发展成长，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一片“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的主旋律中，能够有个“不高兴”的另类声音横空出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合法关心故意曲解，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行？

中国以前由于自身力量的孱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长期受制于人。如今，中国开始摆脱“历史悲情”和“弱国心态”。民间渴望中国适应时势，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多主导作用，无疑展露了重建中华民族自信的强烈冲动。正如《中国不高兴》作者所言：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但若由此生出“领导世界”的念头，认为动辄可以向西方表达“中国不高兴”，却是在走向一个危险的极端。

况且，中国想随便向国际社会说“不高兴”，以经济基础依然薄弱、科教依然落后、政治体制依然僵化、文化依然弱势的现状，也不可能。没有相应的“硬实力”、“软实力”支撑，仅因头脑发热搞所谓“不高兴”，只能“生闷气”，不被世界理睬。至于搞什么“决裂”，只会把中华民族重新拉向对抗主义的老路。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对所有西方国家说不，遭西方封锁长达几十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改革开放将对抗逐渐转变为对话，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借机增强了国力，如今，中国好不容易奠定了今天的经济基础，才有了“不高兴”的底气，难道又要它玩什么“不高兴”策略，自绝于国际社会，重回闭关自守？

再说，“民族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汉奸”、“卖国贼”一样，往往是送给别人去戴的“帽子”，自己可从来没有戴这种“帽子”毛病。某些中国人可好，甚至一些知名学者也发出善意的劝告，好像中国确有其事似的？中国有吗？就是历史或现实中或许多少有那一点迹象也不可承认啊！难道说，中国人有戴或扣“帽子”的瘾？

由此，笔者认为，一个人认识世界需要有独立判断，不能糊里糊涂地落入或中了别人的圈套。尤其不要被意识形态左右。如，所谓“国际社会”对某些事物或现象带有价值判断的描述，常被我们借用，于是我们的视角和口气无形中来自别人。最最常见的就有民族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之大是不必多说的。拜民族主义之赐，欧洲各国才有自己的语言文学（一直到18世纪初，德国的大学还用拉丁文授课），英联邦才成就了“日不落”帝国。但英文，民族主义（nationalism）基本成为一种负面的东西。“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甚至是ultra-nationalism，超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他。

最后，权且引用我在“卖国贼”的侧影：论变局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变局一文结述：爱国与理解一样，这个词好说好写不好做。但多一些理解，便会少一些偏激，在社会生活中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试着理解历史上的人，或许会理性的看待别人和我们自己。假若还不能理性的看待别人和我们自己？我们再换一种说法：

二、《中国不高兴又如何》

（基于中青报“冰点”栏目的一篇特稿，批判《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看完我就叹气。我发现太好的学者总是说不过民族主义者——因为学者总是在做理论批判，想正儿八经地跟人论战。其实任何极端主义的论调，理论界本不care，决策层亦不喜，关键是老百姓喜欢听。任何中国人，听说中华民族历史辉煌伟大，别人都比不过，谁不得意？听说美国欺我已久，早该走下神坛，谁不解气？听说中国是天命所归，要当世界老大，谁不振奋？而学者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把它的逻辑批的体无完肤，把它的后果讲的骇人听闻，最后的结果还是逻辑荒谬的激进派书籍畅销，语重心长的理论派文章挨骂。幸好学界还有我这样不是东西的半吊子，刚刚明了点事理，理论又还没学通，可以胆壮气粗地出来说两句浅显的大白话，以正视听，也算是骂人有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第一句话：中国打不过美国。

 “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这些话很长志气，我也经常这样想。不过想是一回事，说和做是另外一回事，道理很简单：我们打不过美国。

我们打的过吗？靠一场常规战、核战，还是一场金融战？美国最近看起来有点虚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打不过。美国和欧洲这几年有点吵嘴，可是放心，一旦中美在任何层次上撕破脸皮公开对抗，中国面对的绝对是团结一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这个联盟集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财富和军事实力。

那打不过还不能说说啊？中国人被欺负得连骂回去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这话就明显比较愣了：既然打不过，当然就不该瞎咋呼！如果你要是个小学生，总统来到教室里视察，你站起来大声说：我长大了也要当总统！大家都会赞许地鼓掌，总统也会微笑地拍拍你的头。但如果你是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你对总统说这话试试？我们明天去自己办公室贴封公开信，宣布自己有志气要当处长、主任、部门经理，结果会怎样？大家一起灭了你。政治是很无聊，但一本书谈论的是政治，语气怎么可以如此高尚纯洁呢？不要误导了大家。

最简单的政治规则是：打不过，就不要喊空话唱高调找打。有时候会叫的狗固然少挨欺，可是中国如此庞然大物，在国际上想做一条特立独行的吉娃娃而不能。易经有云：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话说起来好像是要搞阴谋，准备劫道似的，但其实讲了一个很直白的道理：一个人能否成功，跟他的准备、心态、运气都有关系，唯独跟他的脾气够不够大没关系。这说起来本来是常识。可惜人们在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忘掉的往往是常识。所以如果有哪番言论最后归结于常识，就证明一定是言之有理。

第二句话：谁又有多高兴呢？

中国在这个由美国所创建、由美国所主导、由西方国家所共治的世界秩序里，当然要受很多欺负。这就像公司不是你的，给别人打工，总会受剥削。凭什么呢？每天有无数个受老板欺压的打工一族，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心里都会涌起这个问题。觉得不公平，自己去创业好了。可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成熟的机会，99%的创业者最后都失败了。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秉着一颗不平之心，决定“自主创业”的国家，最后也都失败了。

其实，作为一名“员工”，中国如果总是只跟“老板”比，不跟“同事”比，当然觉得不公平，感觉不高兴。美国开的这家“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公司”已经开张60多年了，中国在正式加入以来的30年内，无疑是所有普通员工中表现最好、收入提高的最快的。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来，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相对受益者，虽然没有摆脱“打工仔”的不平等身份，但已俨然是个“打工皇帝”了。只是还没有成为老板。

 “打工皇帝”能不能成为老板是一个问题，要不要成为老板也是一个问题。其实老板有老板的苦衷。看看现在的美国就知道了，当领导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全世界各地所有的问题、责任、不满，都要摊到美国身上一份。境况不太好的“员工”，只怪公司环境太坏，愤恨之余甚至往老板茶杯里投毒泄愤；境况好的员工，也没有多感激老板，只觉得自己奋斗应得，埋头只想再多赚点钱，出了事也不会铁了心站在老板一边。美国这当老板的，劳神费力，还担惊受怕，把自己身体累垮，简直是迟早的事。

所以，放眼看看这个世界，中国不高兴，理所应当，可是又有谁多开心呢？比我们痛苦难受的多的是，我们还在这里大声埋怨叫苦，别人觉得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然，我们也可以梦想由自己来重新建立一个人人都心满意足的大同世界。那就又回到了前一个问题：我们行么？不行就别瞎咋呼。别忽悠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第三句话：不高兴也飞不起来

现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慢慢在发生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何去何从，如何作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我们这么多年的战略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型的，做一天和尚，就把钟敲好，出了什么麻烦，再随机应变。当然，还有好听一点的说法，叫做“勤练内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些人瞧不起这种战略，认为执政者要么昏聩，要么自私，不知筹划国家民族复兴的大计。说实话，这是年轻气盛的简单想法。

我年少的时候，曾经想要当科学家，最好是要当航天员，为此曾经准备了一整套计划；后来知道世界上有个联合国，还梦想过当联合国秘书长。到如今，什么也没当成，而且与这些道路越走越远。我想大多数的人生都类似。越是重大、长期、复杂、变化的事情，越是难以筹划。我们自己人生的轨迹尚且筹划不出来，怎么还想去筹划国家的命运呢？走一步，踏稳了，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何尝不是最好的战略？

我想《中国不高兴》也并非想推出一个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老大的宏伟计划——这实在没有人能计划的出来。当然，要是真能计划的出来，这本书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落入俗套了：不过又是一本骂自己的书。这本书骂的是：中华民族如此伟大，可是到我们手里怎么如此自甘堕落？老百姓都开始觉醒了，精英基阶层怎么还日益腐朽？

这两个问题提的真不新鲜。在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鲁迅一代人早就为中华民族的堕落的痛心疾首。不过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传统，把药方指望向了西方。如今又来把原因归结为西方，把药方望向了传统。摇来摆去，还真是有趣。

第二个问题的回忆就更清晰了。半个世纪前造反的红小兵，不正是要打倒腐朽的精英阶层？

所以，只有不好的问题，没有不好的答案。要想引发对民族大业、国家前途的思考，首先问题要提好。以上两个问题既不是好的学术问题，因为不新鲜，别人早都研究过了；也不是好的实践问题，因为它们提问的方式太具有引导性，刺激人的情感，这样找出的答案常常与解决问题本身无关。最关键的是，这两个问题我们之前问过那么多次，到现在也没觉得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不对的：我们真的那么自甘堕落吗？精英阶层有那么日益腐朽吗？

跟一百年年前不一样，《中国不高兴》说我们自甘堕落，是因为当今中国人少了祖先尚武的赳赳雄气。遥想汉唐盛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今见了外国人就赔笑脸，真是辱没的祖宗英名。先不说现在还没到汉唐盛世，反倒是西方还正处在英美盛世。“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怕不是我们诛人，没准倒是别人想诛我们。

这话说着太丧气，就不多说了。说点长志气的：我们现代中国人就真的那么没血气吗？我不喜欢宣扬战争，但是如果说到打仗的勇气和能力，我们现代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妄自菲薄。清末民初是中国国力最孱弱的时代，可是面对鼎盛时期的欧洲列强，我们在军事上接连失败，但基本上还是屡败屡战，最终没有成为亡国成为殖民地。二战时期，中国被日本侵略，面临亡国之危。以前我们总强调自己出了很多汉奸，可其实我们是全世界少有的几个国土遭到入侵、中央政府没有投降、军队一直坚持有效抵抗的国家之一，在亚太战场更是首屈一指。冷战时代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时代，而我们是冷战时代唯一一个跟美苏两国都打过仗的国家，而且还都没有打输。在最弱小的时候，尚能奋争保全；国力稍微恢复，我们就敢跟最强者叫板。这样的民族，不用我们“不高兴”地显示肌肉，别人就已经敬畏三分。现在美国在军事上高度提防中国，除了国防部想多拿点零花钱，还真是从历史和实践中相信中国人是能打仗的民族。不知道说我们没有尚武精神，是从何说起？

明明是自己的优点，却偏偏看成是缺点。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反省的强迫症。《中国不高兴》宣称要在精神上对西方站起来，却还是没有摆脱这种强迫症。作为一个被侵略者，要跟侵略者比；作为一个地区强国，要跟世界老大比。怎么比怎么不高兴。不高兴先怪自己——“精英阶层日益腐朽”。能写畅销书、拿大笔稿费，自然算是精英阶层一份子。当然作者可能认为自己是出腐朽而不染的精英，或者是精英阶层中的老百姓。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光从这种自我批判的勇气看来，就知道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再怎么腐朽，也还没有丢掉要励精图治、化腐朽为神奇的志气。中国是古代帝国中干的最好的，也是近现代后殖民地新兴国家中干的最好的，这也与我们的精英份子不断反省、励精图治有关系。目前这个状态虽然大家都有点不高兴，但不高兴绝对比瞎得意好。不高兴就知道要埋头苦干、奋起直追。

说到埋头苦干，我觉得这还是眼前的紧要事，时不我待。干脆把拿来不高兴的时间也省下来，分秒必争。不管我们是高兴不高兴，路还是在脚下走，怎么摇膀子也不可能飞起来。

注：本文原发于美国侨报，原标题：探讨中国人不高兴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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