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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顾随。
顾先生推荐弟子读冯友兰《新原道》一书时,曾提醒弟子说:“此书文章,不是文人的,而是学人的,须另眼观之”。我自己读书,也常为此感到不足:感佩之人,不是文采好而思想不深;便是思想深切而文采差之。此番读顾先生的文字,乃觉可以了此遗憾――顾随先生的文字,恰“既是文人的,又是学人的”。
正在读的书是《诗书生活》、《论学精要》以及《顾随说禅》。目前可找到的书尚有《诗词讲记》。看过目录,与《诗书生活》、《论学精要》两书多有重复辑录处,故未收此本;另有《顾随全集》,是多年前出版的,四卷本,第一卷乃先生的创作卷,第四卷为书信集,值得一读,但新书已不可得,可于旧书网上搜寻。
初识顾先生,得自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中《顾羡季》一文,略知其好;但彼时不识顾随,感之不切,不知其所以好;况且张先生对顾随先生的理解偏重于佛学与书法,以及与其相交时先生品性温厚的一面,未多提及先生的其他方面,因此看过便罢了,未深究。
我读顾随,发现顾先生的好,在于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与理解。小时候读诗词,好与不好全凭自己稚嫩有限的直感,尚不知配合《诗话》、《词话》之类的书加以印证,虽也耽溺迷恋,却往往是惑于词句的激昂或优美,并非体会到诗词背后作者的文心。
也曾想过找些诗话或词话之类的书来看看,可惜此类作品数代以来过于泛滥(如同诗词本身),我自己缺少见识,没有选择的能力,随意找来的版本,一观之下,没看到诗词本身的好处,倒多看到一些固执自大的夫子:凭己意为他人下判语者有之,确与作者神交相遇的稀少,实在是与诗词有隔,与人亦有隔。
小时候读李杜,我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少年人未经世事,最喜欢快意恩仇:李白的诗酣畅淋漓,就不得志时也懂得及时行乐。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怎样且慢说,由诗里显现出来的李白,却总是自信满满、豪气冲天、傲视权贵的,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全由得他,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正合少年心性;杜甫的诗总不得志,奔走呼号,悲哀困苦,又老又穷,是寒酸夫子相,并且他的诗迂而直,直似没有情致,容易打击自己未来尚不确定、对社会本来就充满疑惧的年轻人――排斥他,其实是出自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自己的人生尚未展开,怎么对未来美好的憧景就全被否定了呢?
顾先生品评二人,说一个是天生的天才,一个是天生的神力。比较起来,果然如此。李白有大才,可惜思想不深:才大,所以他的诗往往有超越人生之外的高致;思想不深,所以他的超越又常常是对现实生活一种逃避,或者是对人生的视而不见,不如意处化为慷慨激昂,语调高扬,转个弯儿便将失落滑过去了,而留下回肠荡气;杜甫有力量,敢于面对困苦,不仅仅是奔走呼号、叹老悲穷,而是能担荷,肯睁着醒眼看世界,写出来的诗便自然气象阔大,并且情感复杂,欢喜中有凄凉、凄凉中有安慰,并不是一味地牢骚感叹,或是一直沉下去沉下去。
我乃知道飞扬是美,沉郁也是美;超越是美,担荷也是美。而清醒的担荷比较一下子便滑过去的超越更有份量。
小李杜与李杜有相似的情况。杜牧才大似李白而非;义山有情似老杜亦非。李白的高致处在以不入世而跳出为摆脱,虽狂妄却单纯;杜牧则多了游戏人生的意味,有时候轻佻、无情,他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于杜牧来说,并非沉痛之作,而仍有轻薄之意;义山有情,惜哉过于粘滞在个人的情感之中,对自我,无论何种情感――美好幸福、艰难困苦――均有观照,因此优美、有情,也能深刻地打动人,但到底小了,缺少老杜的力量。
至于词,先生推崇苏辛。苏辛与李杜又有相似处。东坡似李,每有疏勆高致处;稼轩似杜,沉郁顿挫、忧思之语令人动容。而苏辛较李杜所处环境又自不同,此二人志在用世,而自有其功绩在,与李杜终生怀才不遇、空有抱负大不相同。境遇不同,修炼结果亦不相同。东坡雅量高致,可将困苦化为自在,而不沉溺在不平与自伤之中;稼轩一腔悲愤,又一力担荷,心境苦而非怨,非不能似东坡一般超脱出来,而实为性之所至、不愿意超脱耳。
我读老庄,明白世人为情牵绊处,懂得“以理化情”四个字,愿意自己不为世情所羁绊,像李白、东坡触磕天机时:但得理解世情,于己则超脱于外;读先生写老杜与稼轩,为之动容,掩卷沉思,觉得实在更喜欢杜甫与稼轩。为其至情与担荷。
引周止庵评论曰: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又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果然如是。先生又于文中说:“玄奘法师在西天时,见一东土扇子而生病。又有一僧闻之,赞叹道:‘好一个多情底和尚’。病得好,赞叹得亦是。假如不能为此一扇而病,亦便不能为一藏经发愿上西天也”。我于此,观得老杜与稼轩的赤诚,亦观得顾随先生的赤诚。
孔子说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又说,诗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谑而不虐”,我总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读先生的文字,我忽然悟到,文思乃出之赤子之心,须是真切有情方能动人,然而这非极致,到得哀而不怨,广大悲悯地理解世人,方为“温柔敦厚”。李白飞扬,东坡自在,均非真的高致,因其仍是为己,未念及他人;而太史公之“圣贤发愤之所为作”,文章之“穷极而后工”亦有其不足了。
由此,我想,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要有才、亦需有情;肯担荷、亦需有高致,方可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文能至此,必是其人如此,方信果然是“文如其人”。顾随先生有此见解,写下如此文字,又当是什么样的人呢?
先生文弱,时常苦于身体疾病,然而先生的文字无一不自肝胆发出,既健且实,可见思致之深。顾先生的弟子叶嘉莹为先生的著作辑录本写序,篇尾说:“先生所传授给学生的,决不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是诗歌的精魂与生命,以及结合此种精魂与生命的、先生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品格与风骨”。初时我不以为意,以为序者说恭维话、乃至套话,读完先生的书再回味,方知这段没有风致的文字,直是从弟子的肺腑发出,感念之情,无以言表,只能恭谨平实地表达出来。
思之令人落泪。
附:先生品评诗词,时常从大诗人或大词人笔下捉出其败阙之处,言其为“中国诗人不自爱惜处”,观之心惊,此篇文字迟迟不能下笔;又原题为《千古知音》,想李杜、苏辛听先生品诗,千载之外也会感激的,但觉四个字过于用力、着迹了,不合先生为文、为人之意,终弃之。此文仍无耐心,亦无风致,惭愧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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