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价持续的上涨，举国上下对房地产行业倾注了巨大的关注。房价过度上涨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它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都是严峻的考验。但很少听说哪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和金融问题，被上至国家领袖下至贩夫走卒如此共同地高度关注着，难道是被普遍认为素质不高的中国民众（2005年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确实只有8年），对宏大的经济问题偏偏特别热心？

事实上，这个现象有它背后的逻辑，即人们有意无意地将房价高涨的经济问题引申理解成了居者是否有其屋的社会问题。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

住房产品与衣食一样，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归属一般商品的部分，应该由市场决定交易价格；归属必需品的部分，在市场之外还须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大闸蟹可以涨到500块一只，但米面不能卖到500块一斤。如果因为有人食不裹腹，因此把大闸蟹和大米白面囫囵吞枣地一并作为“食品”来调控价格，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凑效。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房价高涨现象被妖魔化了，它或许是个问题，却未必是人们所理解的那个问题。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完全依靠房地产市场来满足所有国民的住房需求，就如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抑制大闸蟹的价格来保障穷人的温饱一样。即便是美国、英国、香港这些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其政府也承担着向中下层民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责任：或者由政府直接提供低价租售住宅，或者建立公积金制度，或者由政府提供信贷保险服务，政策各有不同，但着眼点都是让市场与社会保障各归神位，各自发展。所以在香港和东京这样房价历来高昂的地方，并没有伴生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难题。

可惜从近一两年政府调控房价的措施看，我们并没有吸收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去年轰轰烈烈推出的国十四条，甚至细致规定到中小户型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总量中的比例，这相当于逼迫房地产开发商来承担中低收入民众的住房保障之责。而上月底由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的房贷新政，逻辑依旧，只不过此番将同样的责任推给了银行。例如新政规定，允许银行对首套住宅和90平米以下户型执行原有政策，而对二套房设置信贷壁垒。这显然有悖银行作为企业追逐商业利润的冲动，它能被银行贯彻到什么程度，看看去年开发商的“对策”就能预见得出来，不会有什么悬念。

这种施政逻辑不仅仅表现在房地产业上，对待三农问题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针对三农问题，曾有方案提出允许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股份化或基于市场进行流转，以使农民能够在土地的流通中获取创业资本、转型契机，如此既可以使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但是反对的一方却说，农民一旦创业或转型失败，将彻底失去来自土地的保障，陷入完全的困顿，从而否决如上方案的合理性。

这种貌似成立的论点完全经不住推敲。一方面，由各个独立的农民针对经营与风险形成的分散决策，必定远胜于政府这个“超级大脑”一厢情愿的生产经营安排（这是理论和实践都无数次证明了的，也正是市场对于计划优胜之所在。根据经济学家周其仁的研究，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让土地流转，在江苏昆山、南海和四川邛崃已经自发地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将土地作为农民基本保障的思路，无疑是在为政府卸责。如果由国民来承担完全的自我保障，政府向国民征税的道义基础何在？农民如何摆脱作为“农民”的宿命？

不论是向城市中低收入民众提供基本住房，还是向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当然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推进各种政策配套。但在根本上，只有厘清政府责任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只有政府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才具备解决这些经济产业难题的必要条件。否则，市场自有它遵循的规律，恐怕不是行政调控左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