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内物价从粮、肉等基本生活物资开始出现大幅上涨，房价也经过连续几年的上涨达到一个顶峰。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讨论后，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别逐渐趋向一致：中国经济明显过热，通货膨胀出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十分严重，需要对泡沫进行抑制，同时又要防止泡沫恶性破裂，摧毁经济。于是，政府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利率，调高股票交易印花税，出台各种政策遏止房地产价格上升势头。   

然而，随后突然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国内经济形势巨变：大量企业破产、利润下降，失业人员骤然猛增，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迹象出现。

面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向“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突然转变，政府又紧急下调存款准备金和存贷利率，降低股票印花税，出台各种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很快出台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政府在政策上这种180度大转变来得太快，颇显戏剧性，这被一些专家、学者冷嘲热讽了一番。

不过，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热、冷变化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是世界各国调控经济的正常手段，无可厚非。只是，由于启动经济的难度远大于控制经济过热，这使人们对经济萧条的恐惧大于经济过热，尤其对于中国，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本身就有“怕冷不怕热”的特性。因此，国内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该出台“紧缩”政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而“争论”期间，政府一直奉行所谓“稳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谓“稳妥”政策，实际上就是不松不紧、不调不控的“无为之政”。

直到从粮、肉等基本生活物品开始的极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出现，各方才达成了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形势的一致判定，政府这才连续出台了控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相关政策。由于前期的担忧和争论，政府在调空政策上的“无为”，这就导致政府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出台显得过晚，进而导致“紧松”两种完全向悖的调空政策相距时间过近的戏剧性变化。

当前，在中国政府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股市开始缓慢回升，总体房价更是在经过短暂的小幅下滑之后便又开始重新上涨。但中国的出口形势还在不断恶化，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破产和效益下降的形势并未扭转，大量失业人员带来的就业压力还在增加，世界经济危机尚未见低。这使得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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