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西藏历史：

历代中央政府的佑护保证了西藏的稳定发展（中篇）

文/任善炯

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对属地的管辖，并将其纳入国家主权的领地，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属地的行政分封建制，规定臣属关系和隶属权责，而该属地的地方政权和官民人等用各种表达方式，自愿将获得管辖与保护的权利交付象征国家的最高政权，这种事实就构成了国家（或中央朝廷）对这个属地拥有主权的最高象征。当元代忽必烈的朝廷连续三次对西藏实施户籍清查并建立稳定的分区户籍管理制度之后，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西藏就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划，纳入中华民族的版图。

图：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矗立千年的“唐蕃舅甥会盟碑”

元朝统一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全中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也顺应了中华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检索西藏地方自元代归入中华民族版图以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中国中央政府（朝廷）都特别关注西藏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组建、核准与承续的管理，对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与边境安全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保护措施。从此，藏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的政治关系、藏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西藏社会在中央政府（朝廷）的直接领导和佑护下，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自打元朝的忽必烈登基帝位之后，他对加强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政权建设的卓有成效的。首先，忽必烈以中央朝廷的皇帝名义选定并任命管理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员，将西藏地方最高“政教合一”的官员纳入中央朝廷分封建制的管辖系列。他针对当时西藏地方各种藏传喇嘛教派各自霸占一方，建立具有“政教合一”雏形的地方政权，这些僧侣与贵族的结盟政体为争夺称雄的地位，自从吐蕃王朝那位极力推行“禁佛”的藏王（赞普）朗达玛政权崩溃之后，西藏境内各地方僧俗霸主相互之间不断征战杀伐达400多年，严重危害了藏族民众的生存环境，造成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境。因此，忽必烈经过与西藏各个地方政体进行反复的军事与政治的较量之后，认定了萨迦派的新领袖人物八思巴，并在公元1260年正式册封八思巴为元朝的国师，赐予八思巴象征管理西藏地区权力的玉印，将八思巴扶植成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并行使西藏地方行政管理的权利。不久，忽必烈在迁都北京后的1264年（至元元年），在中央朝廷设立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地方行政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同时，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的院务，使八思巴正式成为中央政府（朝廷）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由于有中央政权的委任与册封，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自然成为藏族地区的主流教派，而八思巴也成为西藏地方上的“政教合一”政权的领袖。在他的地位与威望震慑下，那些霸占一方的地方势力放弃了纷争与杀伐，归顺于八思巴的麾下，西藏社会结束了数百年的动乱，人民开始享有社会的安宁稳定与安居乐业。

接着，忽必烈开始建立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体系，并使之日臻完备地形成一个行政体制。公元1288年（至元25年）忽必烈将总制院改名称为“宣政院”。这就非常明确地宣示了这个管理佛教与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的权力性质——管辖西藏地方佛教与政务是代表中央朝廷“宣政”，西藏地方与内地各行政区域并入同一个级别的管理序列。与此同时，中央朝廷在宣政院以下设置了管辖全国藏族地区的三个“宣抚使司都元帅府”：一个是“吐蕃等处宣抚使司都元帅府”，负责管辖现今的甘肃、青海两省的藏族区域和四川省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北部区域；另一个是“吐蕃等路宣抚使司都元帅府”，负责管辖现今四川省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的一部分区域；再一个是“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抚使司都元帅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的藏语音译组合词的意思，就是今天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乌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藏）、以阿里为中心的西藏最西部的古格等三个自然区域（纳里速古鲁孙），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所属的主要行政区域。

这三个“宣抚使司都元帅府”的元帅职务，都由朝廷的帝师提名，皇帝直接任命。各元帅府下属的管理当地军政事务的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重要官员职务，也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皇帝委任。这些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不仅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也直接管理军队事务。可以说西藏地方沿袭近七百年的封建僧侣贵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就是元朝皇帝的忽必烈给予审批定制的。按照元朝的这一定制，十个万户构成一个“卢”、十个“卢”构成一个“兴”，即地方行省。在忽必烈做元朝皇帝的期间，全国也只有十一个行省。虽然当时的西藏人口数和财力都还不够一个行省，但在朝廷的特别恩宠下，西藏仍然作为一个行省，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朝廷不仅在整个藏族区域设置了大、小“甲姆”，即大、小驿站或兵站，以利于从中央到西藏地方的交通信史与官方文书的及时通畅，而且在以这种信息通畅的保障下，中央政权对地方官员实行严格的吏治管理，对他们实行政绩考核、升降、赏罚的直接处置权力。正是中央政府（朝廷）对西藏地方政权拥有这种全面的施政主权，西藏就和中国其它的行政区域一样，都统一在元朝朝廷的管辖下，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的皇天后土，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图：西藏穷结县境内的吐蕃王朝藏王墓风光

从八思巴在元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实现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政体统治之后，西藏地方政权虽然也经历了不同的改朝换代，先后有萨迦派的昆氏家族执政、山南的帕竹噶举派的朗氏家族执政、日喀则的仁蚌巴家族和辛厦巴家族问政西藏，但他们都遵循着问政后要申请得到元朝、明朝中央政权的认可，并获得朝廷赐封，才能名正言顺地对西藏实施统治。一旦得到朝廷的赐封，西藏社会僧俗各界人士都仰俯皇恩浩荡，不再企图用武力争斗来攫取政治权利。西藏社会基本上保持了安定、稳定和安宁的环境，藏族封建农奴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稳定的地方政权和家族式的接班，他们在任期内大都重视属民的生产，官员能深入农村谿卡庄园巡视；地方政权还能鼓励属民开垦荒地，扩大青稞种植，植树造林，增加收益。根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在相当长时间的西藏地区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连年喜获丰收，粮食价格下降，使得藏族民众普遍得到好处。民间大力兴建“城廓庐室”，因地制宜地耕种土地，经营“土田”或种植“水陆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西藏地方政权重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不断加强驿站、驿路与桥梁的修建，在雅鲁藏布江和金沙江、怒江上修建铁索桥，促进了交通事业发展，保障了西藏和内地各重要地区的经济“相与贸易”与文化交流。

西藏社会在松赞干布建立的奴隶制王朝走向衰落，到朗达玛时代终于崩溃之后，经历了400多年的割据内乱与部族战争，社会发生历史性大倒退，人民不堪其苦，雪域高原一片凋零。当元代中央政权（朝廷）扶持、佑护萨迦派的八思巴国师组建统一的西藏地方政权以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藏族的文化，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科技和艺术在内的各个门类，都获得了空前的成果。至今我们能从藏族文化宝典中看到的诸多藏文化的辉煌篇章，大多出现在元朝对西藏实行版图统一之后。从公元14世纪开始，由藏族学者自己撰写的著述，就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地涌现在藏族社会的各个生活阶层。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就有：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著述的《西藏王臣记》、噶举派僧人桂.宣奴贝著述的《青史》、卫藏地方俗官蔡巴.贡噶多吉著述的《红史》，以及噶玛噶举派活佛拔卧.祖拉程哇所著的《智者喜筵》。这几部著作而今成为研究藏族历史的重要经典。而当时的著名佛学大师布敦.仁钦珠所著的《布敦佛教史》、以及由众多著名佛学学者前赴后继完成的藏传佛教丛书——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分别以佛语部的1108种和论语部的3461种的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享誉世界文化宝库，成为我国藏民族对东方文化的巨大贡献。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有这些教化民众，洗涤民心，提升民智，构筑民魂的文化宝藏，为藏民族构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增添了异彩纷呈的瑰宝，在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永远闪耀着苏世独立的辉煌。

[未完待续]

                                     2009-4-10 于望南轩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