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读书人

我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评价在文革中被认定为失踪的储安平，这个曾经没有什么不敢说，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最后被迫玩起了失踪，至今生死不明，当时动用了全国可以动用的全部力量来寻找他，都没有一个结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不知所终。

人们能记住他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他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在周刊上也发表他自己的政论，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很有一番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的味道，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第二件，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组织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著名的“党天下”言论，很快他就被迫辞去一切职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到1966年9月，人们就彻底地找不到他，成为一个至今未解的历史之迷。

现在，每当人们想起他，都是以一种崇敬的心情在谈论他，但奇怪的是，没有谁给过他谥美之辞，似乎任何赞颂都不适合他，也无法准确表达对他的崇敬。这除了对事情的正式定性不便评论外，更多是他的事迹细究起来似乎都难予赞颂，他从1946年至1949年所写的那些犀利的文章，比起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就是比牺牲在刀枪之下的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业绩都还有一段距离，他还没有到达值得颂扬的地步。再说57年的那次座谈会，他所说的“党天下”的言论都不是他的首创，罗隆基早30年代就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对象是当时的政府，到49年后再无人敢说这种话了。因此，他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后，就是在接受批判，他都不是最大牌的，在排序方面，排在他前面的还有章佰钧，罗隆基等人，他一直都未到独挡一面的地步，这也降低了他的份量。但是，他确实又有些特别，而且这些特别似乎只能意会，不能言说，他的特别更在气质上，而非学术上，他有着读书人特有的气质，并将这些气质发挥到极至。在他之后，还未有第二个人将读书人的气质发挥到如此地步，他无愧于最后一个读书人的称号，也没有更好的评价更适合他。

不要以为识得字，跨进过校门，受过老师的责骂就算是读书人，也不要以为得到过什么毕业证书，获取过什么学位就无愧于读书人的称号，在我心目中，读书人的身份是神圣的，如果不具备那种气质，就算是受过皇帝的朱笔钦点，中过状元也白搭，也不一定可骄傲地自称为读书人。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曾经非常重视教育，也取得过非凡的成就，如果你去到那里——现在己经开辟为旅游景点，那里的人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这里有过哪些辉煌，有过多少读书人，有多少人中过举，保留有多少名人的笔迹等等，更主要的是他们村出过状元，至今保留着记录这辉煌成就的状元楼。直到你听完他们全部介绍，参观完所有值得参观的地方，你都要登车离去，但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这位状元本身的介绍，特别是有关于他的事业，他的成就，他的骄傲。我一度怀疑过他们是否在作假，这个地方是否真的有过这么一位状元，较真的我表面不吱声，暗地里开始了解这是为什么，其结果让我哭笑不得。这里是出过一名货真价实的状元，叫恩榜状元，同时代的人都以此为荣，附近的读书人都来结交这位新科状元，家族也兴建状元楼来以示纪念，这才有这么多历史名人的笔墨留在这里，但现在的人为什么不提起这个状元呢？原来这个状元不值得人们提起，人们也羞于提到他，他无法给人以骄傲，反而给后人以羞辱。主要是这位状元走上官场后，没有尽力尽职为国家作贡献，反而拜倒在秦桧脚下为虎作伥，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与岳飞被害有关，但随着秦桧的倒台，他也削官为民，被罢归里，他因是秦桧党羽无颜回归故里，居住在当时家乡所属的州治所在地。《宋史》不曾收录他，地方志也没有他，他也不列入乡贤祠，就这样老死他乡，成为家族中回避谈起的人物。一个状元，到了后来，后人只敢谈状元楼而不敢谈状元郎本身，也是莫大的悲哀，他己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质，也不配再称作读书人。

再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家都熟悉的，郭沫若，被人们认为当代文化界的泰斗，领袖人物，他多才多艺，取得了别人无法企图的成就，成为文化界一道无法跨越的高峰，似乎值得别人顶礼莫拜的对象，无愧于任何赞谥。他真的可以无愧于任何赞谥吗？这是一个不易证实或证伪的问题，要去求证这个问题就会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没办法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看问题。我们来看他几个历程，他似乎在黄埔军校任过职，但肯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据说还是当时的主要人物，抗战时出任第三厅厅长，建国后历任高官，红得不能再红，一直如此，就是在其他知识分子受苦受难之时，这一切苦难都与他无关，他从入党到脱党再到入党都相当的顺利，丝毫都没有什么困难，别人做不到的，或别人不易做到的，在他那里都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哪里风光就能在哪里看到他的身影，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再来看看他的爱情，还真不知道哪些能归纳为爱情，就看主要的吧。老家有一位守他68年不是妻子的妻子，他曾经亲自向她鞠过躬，说过对不起，不象林彪那样不敢再见面；在日本，有一位带五个孩子女性在苦苦守望他回来；在上海有位女性为他而死，但不我们一般理解的殉情，是悲愤含恨而去，至死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轻信上当，奇怪的是，她的妹妹再次相信了他，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他的经历和他的爱情可以相互印证他的品格和操守：一个不肯吃亏的人，一个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一个不敢担当的人，一个不知这世上还有叫坚守这东西的人。不必再去挖掘更多的东西，不必再去列举更多的事例，也可以忽略他的才华和能力，就可认定他是个没有读书人气质的人，不配读书人称号的人，如果所有的五尺男儿都似他那般聪明，都象他那般有能力推掉祸患，我们的民族还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吗？我们的民族还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吗？

认为储安平是个读书人，不仅仅是他的敢于说话和敢于担当，还在于他的价值观念和处事原则，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想涉足于政治现实，不想和当官的事沾上任何边，没有个人的私利或光宗耀祖的企图，更不把敢于说话作为扩大影响，求取功名的叩门砖。同时他也不想做世外高人，完全隐藏于人间，只顾自己的风流洒脱，他还是有读书人的那份抱负，想为社会为国家出点力，尽一份职，实现那句古老的格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深知自己个读书人，是不能逃避这份责任的。他只想成为一个不受任何势力左右的独立的评判者，评判这个社会的对与错，人间的是与非，以及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失误，指出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不合理甚至荒谬的地方，象陈独秀那样成为终身的反对派，专门反对权势，确保权势不滥用权力，让权力永远处于公正独立的监督中。在履行这份职责时，他不怕得罪任何人，敢于挑战任何权威，那怕是炙手可热一手遮天的铁腕人物。在他心中只有是与非，对与错，只有公平正义，只有事情本身，没有事情后面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名声与脸面，声誉与威望。如有需要，他会使用辛辣的言辞，嘲讽的口吻，将谬误还原回来，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相信无欲则刚，没有个人私利则无所畏惧，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不需顾及到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具有传统知识分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拖下马的勇气，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以死相谏的胆识，同样具有传统知识视名节重于生命坚贞不屈，集传统知识分子气节于一身，并将这些气节发挥到应有的高度。

在任何社会里，知识分子永远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然不否认知识分子中也有不顾名节，唯利是图之徒，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因他们的地位，学问，见识，能力，更能洞察一些不易被人了解的潜在危机，更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更知道如何防范偏差，纠正错误，更能保持独立的评判能力，更不易受他人的左右。知识分子这种独立见解，不同于政府出于管理职能的考虑，有顾及自身利益的私心，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更能休现超然物外的精神，更能从整体上，长远地考虑事情本身的正确与否，更能从全社会，全民众的角度分析事情的成败得失，以及对将来的影响。他们的独立见解是政府管理民众，治理社会的补充，尽管他们看起来时时以政府作对，专找政府的麻烦，丝毫不留半点情面，但实际上他们是出于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出于让这个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考虑，出于让天下苍生免于痛苦穷困的愿望，他们的愿望与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相互相成的，只是他们不愿被政府同化，失去他们的独立性，丧失他们的功能，为了整治社会的各顽症和怪病不惜充当苦口的良药，不惜让别人痛恨自己。他们的这份心系天下，以苍生为念的胸怀，源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义，源于将自己作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主人职责，源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义无反顾的担当，源自于有一份热便要发一份光的崇高理想。

如果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不出声了，知识分子不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了，则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下，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发言的机会和权力。这时，这个社会便进入了愚昧黑暗的时代，便进入了权势为所欲为时代，也进入了整个社会清一色的时代，进入了只有为权势唱赞歌一种声音的时代。在历史上我们时常经历过这种时代，这时，还是有不合时宜的读书人站了出来，尽管不让出声，不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们还是要让他们的声音力图传播所有的地方，他们坚信自由的思想是无法阻止的，谬误是无法长期遮住真理的光芒，为了让真理的光芒照耀全世界，不惜抛弃一切，哪怕是性命来抗争。此时读书人的品格就容易展现出来，读书人的品格就是不畏强权，不屈权势，不图私利，不存私心，追求真理，追求正义，视信念高于一切，为理想不屈不扰奋斗到最后。我们社会的正义就是靠历史上一个个文弱的书生在维持，我们社会的进步就是靠历史上这种读书人在推动，是他们用他们的胆识，勇气，才华，性命，为我们辅就我们现在的一切，辅就我们通往未来的道路。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向前滚去，历史不会停格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我们怀念的还是厌恶的，都随着时间的流失慢慢淡去，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但我们却无法忘却那些平凡而真实的人——不值得大书特书，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他们透出来的气质却饱含民族传统精神，真正读书人才具有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最后一次在那个不知所终的储安平身上出现，从此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