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司法局领导私下表示对孙的不以为然。“他不是主任医师，更没精神医学方面的高级技术职称”

本刊记者  杨潇      实习记者  任明远 
发自北京

直到2009年4月之前，孙东东都是乐于说话的。有记者在出租车上给他打电话，刚报了个单位，这位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的主任就回：有什么问题，问吧！

2006年，他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的。”说的是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评的是法大招生减少北京地区生源。

2007年，他说：“这件事既不能反映法律的缺失，也说明不了医院和医生有什么责任。”说的是当年年底引发极大争议的丈夫不签字致孕妇死亡一案。

2008年，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从目前来看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疏漏。”当然，说话时是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初。

2009年，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
出事了。

“知道你想要什么”

现在，孙东东的手机多数时候处于关机状态（亦有人说，他向来是需要打电话时才开机），4月8日的晚上，终于拨通，电话那头的他听清来意，先是甩了一顶“炒作急先锋”的帽子过来，尔后又用连串“要淡化”客气地拒绝了采访，最后还不忘说一句“谢谢”。

这部分反映了孙东东的表达方式，直而聪明。和他相熟的记者评价，这是一位非常好的采访对象，不打官腔，思路清晰，最关键的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在某些场合，他也会向记者“发飙”。在某个关于医患矛盾的研讨会上，曾有记者发问时提及医生收红包问题，孙东东不待记者说完，直接打断：最没有资格说医生收红包的就是记者！医生收红包还得熬到年头，也得是有本事才能收，你们记者年纪轻轻的，跑个会就能收红包，你们有什么资格说医生？

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在总结孙东东言论时说，“你可以察觉他现在的逻辑只有一条是一贯的：强势一方总是有理的，现行制度没有什么要修正的。”一位孙东东的学生则说，其实，在饭桌上，孙东东说话的尺度还是挺大的，他会在学生面前毫不忌讳地批评某些领导。

在课堂上，他善打趣，或嘲笑北京某一条公交线路设计不合理，或调侃邻校，他在北大开设一门通选课《心理卫生学概论》，也给法学院的研究生讲《变态心理学》等课程，上过他课的北大学生多数称好，评价其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他讲课非常非常幽默，讲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案例，讲时很冷静，不太带感情色彩，”一位北大法学院毕业生笑称，“听完他的课，我们人人都觉得自己‘有病’了。”她也确实从小就有看见车牌号就一定要记下来的“强迫症”，孙东东指点她学会扔掉可无可有的东西，症状果然渐渐隐退。据此，这位女生为孙东东鸣不平：其实不只是老上访户，其实人人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精神障碍。

对于同样的授课方式，也有学生表现出不习惯，一位男生就回忆说，他上课总爱絮絮叨叨，给人的感觉是，有职业病一样，并且爱用他的专业角色看人，“好像别人都是精神病似的”。

在北大未名BBS上，孙东东并未像在外网一样被骂声所裹挟，一种声音是，学者有言论自由，对上访者的论断仅仅是学术探讨，没必要立即安插到现实中去。

学者秋风则发表文章说，孙忘记了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界限，一个人究竟是否扰乱了社会秩序，是否应当被强制，不是一个科学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判断的问题，也即是一个法律或行政问题。“（如果）法律把某个群体当成反常人群来对待，违反正义的最基本原则。”

“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经常上电视”

孙东东自豪于自己的家庭，常对学生说他“生于中关村，长在科学院”，2006年《健康报》刊载对他的一篇专访，称他孩提时即与华罗庚、熊庆来、于光远等科学家为邻，“大师们的科学精神、严谨思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使他逐渐养成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对哲学最感兴趣”的孙东东考取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后并入北大）医疗系的精神病专业，他对《健康报》的记者说，一方面是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则因为“精神病专业神秘而充满诱惑”。不过，一位知情的北大老师说，孙东东考取的实际上是北京医学院的分校，“北大和北大分校，你说差别有多大？”

毕业之后，孙东东在北京安定医院当了5年医生，“其间，他深深了解了精神病患者除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忍受来自社会各种压力的巨大痛苦”，若干年后，这些临床经验成为他讲课时丰富的材料。孙东东在安定医院期间的同事、他的好友郑毅评价说，孙对精神病人“很了解，也很理解”，不过郑亦直言：你们媒体应该去上访部门好好调研一下，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老上访专业户”，了解一下访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有他的权利。”

对自己转向法学，孙东东对《健康报》记者的解释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他陷入研究成果的纠纷，他需要学习法律，给自己维权，而“充满博爱、公平、人性等特点的法学，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他”，最终“水到渠成”地调入北大。

孙东东的研究专业卫生法学在北大法学院属于较偏的分支学科，一位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告诉记者，对他的言论，虽同事们也有不同看法，但现在不宜多说，而对于他这个人，也确实不了解，“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经常上电视”。

孙的身份极多。据网上流传版本的不完全统计：北大法学院教授（北大法学院官网显示是副教授）、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司法精神医学主任医师、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4月10日被卫生部发言人否认）、司法部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核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台主持人等。
前述北大老师说，孙东东的性格有点“人前疯”，喜说大话，比如吹嘘自己能直通中南海等，不过，孙东东口才之好，亦是有目共睹。孙东东常年辅导辩论，喜欢剑走偏锋的队员，语不惊人死不休。1999年，他作为当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评委，点评被认为展现了“北大水准”。而他对外出宣讲的任务，从不推辞，据称其每次演讲的场面都“非常壮观”，譬如在广东江门的演讲，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亲自前来听课，坐了7个小时不说，会后发言竟总结归纳了27条意见。

此外，孙东东在高考咨询方面也是“异常火爆”的专家，不但在电视台主持报考指南的节目，他主编的《决胜高考》也再版印刷好几次，发行量数以百万计。

9篇论文

检索中国期刊库，输入“北京大学 孙东东”，显示结果为相关文章21篇，单独搜索“孙东东”，并与前述结果核对，可得孙东东从1987年（他当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到2008年的文章发表情况：排除掉“第五届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这样的通讯，他一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其中的8篇发表于1999年以前。

2000年，山西上访青年李绿松疑被割舌引发媒体报道，次年2月5日，孙东东所在的北大司法鉴定室接受媒体委托，出具司法鉴定书，得出与当地医院和协和医院不同的鉴定结果：李的舌头确被割了一刀，孙同时对记者表示愿意去山西作证。

孙东东此举被视作仗义执言，敢于挑战权威，但时至今日，仍有当事人指责他“借了北大那块牌子”，做出不负责任的鉴定，并由此“暴得大名”。参与了此案二审的律师周泽告诉记者，最后法院宣布媒体败诉，事实上已游离案件本身，李绿松是否曾被割舌成了罗生门，因此双方鉴定者都很难用道义的标准去衡量。

倒是有北大方面的相关人士说，孙东东后来的司法鉴定，所遭投诉不少，更有司法局领导私下表示对孙的不以为然。“他不是主任医师，更没有精神医学方面的高级技术职称。”该人士说。

采访中，有几位专家表示“北京大学”四个字本身的分量很重，它通常与“敢说话”和“较被信任”联系在一起，也同时出现在对孙东东的评价上。不过北大六院党委书记、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研究中心主任黄悦勤说，公众不必过于担心孙的某句话会影响决策，“委托专家调研时，他也只有一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