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口的名言

我一向不喜欢引用名言，总有引用名言是以名人之言来抬升自己的嫌疑，是自己底气不足的表现，因此也记不住了什么名言，但有句名言，从我一接触到至今一直记得很清楚，这是一句非常拗口的名言，很少有人只听五次就能一字不漏地重复出来，它不过才短短二十二个字，这句名言是：我要让野蛮的征服者最终被被征服者的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句马克思的名言，至今我还没找到它的出处，类似这句名言的另一句话，却经常被人引用，“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马克思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世界历史后得出的结论。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与当今的世界不同，改变政治现实走向的政治势力，不一定是当时发展最为先进的政治势力，而是最有军事实力，最骠悍最为能征善战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作为征服者，所向披糜，征讨他们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让这些地方俯首称臣，处于他们铁腕统治下。但通过一段时期的治理，或是为了更好地治理这些征讨而来的地方，铁腕的统治者最终却被他们所打败的正在统治的地方的文明打败和征服，接受了这种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彻底改变了自身。我们对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或许不了解，无法深切地感受这句名言，来看看我们这方土地上曾经所发生的事，就会深刻体会这句名言。十三世纪，在我们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成吉思汗通过残酷的征服战争建立了庞大的大蒙古帝国，其疆域到达伏尔加河流域，但他们只是军事实力的强大，只是具有能征善战的铁骑，他们所处的文明还只是游牧水准，无法和曾经有过唐朝盛世的中原文明相抗衡，以管理游牧民族的治理方式，显然无法长久统治文明水准远远高出他们的中原地区。禁锢，只能是临时的举措，那怕是将天下所有的菜刀都收缴干净，实行更为严厉的连坐法都无济于事，要使天下长治久安，必定要有与此文明相适应的治理方法，必定要接纳中原文明。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标志，结束了蒙古政权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极具游牧性质掠夺式的统治，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完全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野蛮的征服者终于被所征服的民族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了，他们自身也获得长足的进步。

这种现象除了见于政治现实外，同样适用于文化思想。对于文化思想，有时较难认定哪种文化思想更为先进，更为适合时代的潮流。并不是说，后出现的学说就一定比先出现的学说更为先进，这是因为文化思想的先进与否，并不是以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判定的，而是以某种文化思想是否是在以前的文化思想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否是吸收原来的文化思想，而为解决现有的问题提出来的，适合新的情况，能解决新的问题。因此，判定一种文化思想是否先进是非常困难的事，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广宽的知识背景，有时还得靠时间来检验。但有一点却很明白无误，先进的文化思想总是开放的，容忍别人的质疑和批判，敢于接受任何挑战，也更能吸收其他思想的精华，从不禁锢不同于自身思想的其他思想。否则，就是文化思想本身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其出现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能解决当前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因为缺乏开放性，缺乏包容性，都不能算是真正一种先进的文化思想。原因是它必然走向固步自封，走向凝固僵化，缺乏活力，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缺乏与周边环境保持一致，及时修正自身内在缺点错误的机制，不可避免地带有神密主义色彩。

一种文化思想要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己属不容易，而一种文化思想要是被认可为正统的思想，要确保其先进性则更加不容易。从历史来看，我们这方土地一直以儒家学说为正统官方思想，以此作为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儒家思想固然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在全世界发扬光大。但是，再伟大的思想若作为一种禁锢活生生的人的言行标准时，其给世界的影响便走向负面，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统治工具，这也是历代皇帝对它恩爱有加的原故。人的思想怎么可能限局于事先订好的标准上？作为社会的人，人的任何活动都会影响到他人，同时也受他人的影响，这是很正常的，这时，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冲突和磨擦，需要事先制订一些行为规范作为标准来判别是非对错，来引导人们遵守，使社会不至于失去秩序而陷入混乱，从这个层次来说，官方以某种思想作为正统的思想有其现实意义，但将人的思想禁锢在这种思想上做法则实属荒唐。人，我思故我在，反过来，我在故我思，只要还存在，便有思想，而且这思想是无法禁锢的，当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说话，谁都无法判断其究竟在想什么，是为生活烦心还是为前程操劳？谁都无法剥夺他思考的权力。同样，谁能剥夺他思考那些不准议论的事情的权力？谁能保证不可议论的事情真的能做到不被人们在内心深处进行思考，能真正被人淡忘？禁锢，只能禁锢事情的表象，自由的思想永远都是无法禁锢的，永远都活跃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儒家思想也正是因为作为一种不可质疑的官方思想，缺乏开发性，也缺乏包容性，到近代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时代要求变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感觉它的僵化，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历来的变革者首先痛击它的深层原因。从五四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莫不如此，人们都把它当作落后的标志与罪魁祸首，其实，儒家学说只是一种思想，它本身无所谓开放与僵化，只是当它作为一种官方思想，拥有神圣的地位后，才禁止人们对它的质疑，才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才获取阻碍社会进步的功能。

思想，作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心理历程和结晶，有与实践符不符合的差别，有是否精细完整的不一样，但本身无所谓反动不反动，反动思想只是不符合正统思想而编造出的一种罪名，是禁锢自由思想，压制自由思想的一种手段。为了达到让正统思想发扬光大的目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将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思想作为异端邪说的事情，将那些非正统思想加以扫荡压迫，以消灭而后快，严重之时还会出现，将正统思想以外的所有其他的思想都归为扫荡之列，以非某某思想来总体命名。这时，天下只剩下了被认可的正统思想一家了，非正统思想都是非法思想，社会进入单调统一的清一色世界，在这个单一的世界里，因言获罪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有时一句无心之言也能成为罪证而获处死，最为有名是那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禁止自由思想只是政治的需要，政府的要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府当然希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当然希望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产生最大的合力，形成最大的效能，所有的人都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达成各种政治目标。但是，政治与思想其实是有根本区别的两回事，政治的目标应以当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可以运用提出理想，制定纲领，公布方针，获取认同，产生影响，得到拥护等等手段，这是正当的途径，也是常态的途径，不会也不该与思想自由有什么牵扯，更不应要求人们以放弃思想的自由来实现，甚至压迫自由思想来达到。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政治活动有其自己的一整套运行规则，根本不必惧怕思想的自由，不任社会如何开放，思想如何超前，各种言论如何鼓动人心，社会议论如何对政府不利，政府都不会感到担忧，因为政府手上握有公权力，只要有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治罪，该拘该杀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这样既达到维持法律的尊严，又维护了思想的自由。同样，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任何人，不管是个人，团体还是政党，都无权在法律之外禁锢他人的自由，不任是人身的自由还是言论的自由，法律是维系这个社会最为根本的准则，法律之内的自由是受保护的基本权力，凌驾法律之外的权力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思想，历来是自由的，自由是它特性和常态，整齐划一的思想反倒是人为造成的，违背其天性，这就象现在随处可见观赏性植被景观。一条攀爬植物装饰出来的巨龙，美仑美奂，惟妙惟肖，添一分则多余，减一分则不足，我们经常叹憾园艺师的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其实这种漂亮是违背植物本身的天性，植物自由自在的生长是其天性，按照设计好方式生长有违它的本性，实际上植物也不可能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生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是剪除，这也是园艺师要对它悉心照料的原因。我们时常出于某种需要，违背思想特征要求统一思想，当思想被强行禁锢一段时间而僵固缺乏活力时，我们就会感受缺乏活力的思想对社会的巨大伤害，特别是在今天，当世界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我们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地方的人们思想进行碰撞之时。这时，我们会反过来大张旗鼓地宣扬要解放思想，如果这只是学习时的标题，或者是悬挂在墙上的标语还好理解，一旦认真深究起来就会犯糊涂，我们的思想要从哪里解放出来，是谁禁锢了它，现在解放了，将来还会受到禁锢吗？将来还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吗？我们为何不从根本上就让思想自由自在的存在呢？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思想呢？我们曾经为了统一思想费心劳神，今天，我们为了让思想恢复其本来面貌，再次解放思想操心费神，这是我们多此一举的无用功夫，还是我们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我们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还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从思想的自由度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经历了自由思想到统一思想，再到现在的解放思想这一过程，一个轮回便是几十年。对普通民众而言，上一个思想自由时期，应当算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因为政局动荡，国家缺乏一个有效的政权，也由于各种革命理论的兴起，人们说什么都可以，各种思潮广泛传播，但由于人们生命没有保障，生活极其穷苦，这时的言论自由没有实质的意义，人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时，有谁在乎你在说些什么，主张些什么。之后，我们便经历了长时间的统一思想，为了适应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举全国之人力物力应对外部封锁，统一思想成为不可或缺的措施，只是这种措施一经实行便固定下来成为惯例，在经历几代人长时间的强制的统一思想后，到今天，人们在与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发现，统一思想己变换成了累赘，成为我们缺陷活力的表现。现在，人们的温饱己不再是个问题，有时间有精力关心更多的事情，人们尤其感觉到思想自由的可贵，渴望拥有更多的思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