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转载新民网报道：关于《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教材一事，有关方面以“断章取义”“个别用词和提法欠妥”回应。可是该书第四章《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分寸把握》的“反暴力抗法的局部动作”一节，虽然有“城管队员在执法受到暴力侵害之际，不应该还手，但有权力阻止暴力的继续，通过一种手段让相对人尽快清醒，面对现实，在法律的框架内接受处罚。”这样简短的表述，却在“一种手段”有这样一二三四五六条很具体的“实务”。为了不断章取义，原想把这一节主要部分在此录齐，可惜看到网上全六条似乎未有正规媒体刊载，而笔者手中又无《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只好采用央视网转载《成都晚报》的其中的三条：

阻止与控制暴力的操作方式为：

第一条：先以最大程度的就近躲闪动作避开暴力的攻击，躲闪要快，反应要灵敏，在相对人第二次攻击还没发生之前，便控制住相对人的肢体，使他在短时内动弹不得，并尽可能地把相对人按在原地，且大声告诉他再动手就要拘进看守所了。

第二条：最好是几名城管执法队员一起行动，一次性地控制住相对人的身体，要达到招招见效，应对性强，不给相对人以喘息机会。接着将他快速带离现场，让相对人失去后续性的攻击力量，把相对人的现场物品全部罚没。

第六条：整个活动过程要做到心态平稳，意无杂念，不可慌乱，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这样的对抗多长时间能结束等。此时应达到忘我的状态，成为一名坚决维护城市管理法规尊严的坚定的执法者。

看到的教材中第四、第五条有避开他人的所谓“执法”表述，第二条要不给“相对人”以喘息机会，第六点又要不考虑是否把“相对人”弄伤了。这一节关键部分就是这六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表达”。这教材出笼于2006年，其中的一位教材编写、执笔者，竟为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高锋，一位是所谓公共安全问题专家。一个高校教授是这样教城管的，怎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联系到前不久曝光的北大教授、“专家”孙东东99%上访者有精神病之说，又让人不禁想起类似的专家高论来：“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很明显的，一种恶学正在中国泛滥。正像当年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恶学一样，他们一成气候，必然误党误国误民。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康、张、姚那种恶学，今天却有人公开推崇。给中国带来深重社会灾难的文革，被一些人重新描绘成曾经的天堂。一位叫敬东的人如此评述改革开放与文革：“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因此“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叫杨连旭的人以《“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成绩最大！》为题，称“‘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惊世骇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世人皆知、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位叫彭畅的人则以反驳薛慎之为由，直接以《中国怎么就不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题。

从高锋、孙东东等人的恶论扯到文革问题，看来有些不相干，但本质问题却是一样的。就像当年德国纳粹的恶学一样，不论何时何地，恶学一经一些所谓“专家”、“理论家”的包装，就形成极强的煽动性，难以清除。中国人十分很反感日本右翼对在当年侵华史的错误认识，也在于日本右翼恶学变成了生命力极强的恶之花。

恶学的形成，与专制的偏执有莫大关系。其明显的表现形式是对社会最基本的天道公然冒犯。日本实行君主宪政，其右翼恶学不会因为该国不完全的民主而丧失存在基础。德国纳粹恶学在希特勒彻底失败后仍有一定市场，基于特殊的历史教训，该国不得不用明法禁止纳粹恶学的传播。英美等国也有恶学存在，但由于这种国家通过思想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偏执的恶学对社会影响力甚微的局面，所以不害怕恶学传播，更强调言论自由。

中国的专制历史比较长，思想文化启蒙在满清统治后期才开始，到五四期间有一个小高潮，但战乱和后来的冷战，令中国社会远未完成整体上的思想文化变革。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给五四精神补充了一些思想文化营养，可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力仍然强大，让我们直到今天犹感到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太多的缺撼。全民的智慧未有效提升，恶学自有可乘之机。

有关城管的恶学，其危害是显著的。城管所管的对象，主要是街头小摊贩。这些小摊贩一般处于生活最底层，多数人一天十多个小时，就挣二三十元左右，收入高的有三五十元。如果没了这点收入，他们很多人吃饭立即成为问题。他们不去偷，不去抢，就想靠力气和时间弄一点糊口费。但有一派“理论”认为这些小摊贩影响市容，要严厉取缔。于是，城管出现了。城管一出现，让小摊贩位没有活路。绝大部分小摊贩认栽，只是与城管打游击。但也有人不甘心，要抗争。有了抗争，就有了暴力。渐渐地，大部分暴力冲突结果，是城管打人，甚至导致小摊贩、旁观者被打死。但也有相反的结果，小摊贩报复城管，把城管给杀了。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社会震惊。高峰这样的教授，不去研究如何消解这种社会矛盾冲突，却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中，传授给城管避开公众制服小摊贩（“相对人”）的学问，这不是恶学，什么才是恶学？

恶学的自我辩解往往是极其可笑的。“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这话，高峰的解释是，当初没有将“禁止把人脸打出血，伤害到身体”之类的话写入教材，是考虑到这样的话过于直白和罗嗦，所以才用了“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的简洁提法。但既然要“简洁提法”，应当这样写：“注意要使小摊贩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用一般人一下子不好理解的“相对人”这种词，怎么解释？若不是这种话被点明了，试问，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明白“相对人”是指什么人？

恶学总是武断且暴力的。在特殊时代，是内部指示、内部培训，外人不得而知。《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似乎是半公开，教材经营者既想多挣点钱，却又躲躲藏藏，还不是国家正式出版物。如果不是有心人揭露，社会危害更大。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恶学论，起初不公开，后来实施了也百般掩饰。恶学最怕的是曝光，因经不起社会的质疑；但曝光了，又往往死猪不怕开水烫。尤其在某些官员或僵化制度的支持下，恶学制造者绝不担忧名誉扫地。高峰、孙东东这样的人，教授、“专家”的名利，不会减少半分。这样，更多的投机者会变成恶学家。如果春桥、文元仍活着，当会公开叫板：凭什么让俺们名利皆失，尔等高孙们秋毫无损？

当人们感到对恶学无可奈何之时，正像文革时代那样，社会将变得麻木而荒唐。种种不和谐的矛盾冲动积累之后，国家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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