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用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的政党制度，进而分别从三个方面批驳了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按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实行多党制的观点，论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文章明确指出了多党制所存在的弊病，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文章指出了我国目前在政党制度方面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同时还分析了这些问题被夸大的原因，文章而且还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的优势，分析了产生这些优势的原因；文章还特别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原因。文章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提出不应该对多党制的缺陷和弊病视而不见，盲目地追随西方的观点，盲目地追捧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真正搞清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当前在国内有许多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走西方政治民主的道路，实行世界上绝大多当前在国内有许多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走西方政治民主的道路，实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实行了的那种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政党制度。西方的多党制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的差异带给人们比较大的疑惑：明明有现成的、成熟的政党制度摆在那里不去学习，却偏要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偏要自己摸石头过河去单独艰难地探索呢？而西方的多党制适合中国的国情吗？本文就这一问题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多党制存在的弊病及产生的原因

　　西方民主制的产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与封建专制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今天看来，它还是存在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病。

　　1. 西方多党制的一大弊病是短期行为。由于它强调竞争，强调选票，执政党从自己政党的利益出发，只作对自己政党选举有利的事，这样就必然缺乏政策的连贯性和长期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以泰国为例，他们的领导人在危机爆发前未必就看不出经济泡沫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但是哪个政党愿意在自己执政时实施经济紧缩，从而影响近期的经济发展，引起失业增加，得罪选民，最终导致自己的选举失败呢？很自然，大家都希望自己能侥幸过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个政党。这样，矛盾积累起来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经济发展受到了更严重的影响。

　　这种事例在美国也同样存在。前不久，美国政府又要卖武器给台湾了。事实上，每到大选年的时候，美国政府都会卖给台湾一批武器来为执政党拉选票，尽管这样做会损害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卖了武器就可以增加就业，讨好选民，也就增加了选票，至于长远利益，就只能选举结束再说了。

　　2. 西方多党制的另一大弊病就是过多的考虑了局部利益，这在议会选举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议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候选人基于选票的考虑，就更加重视地方的利益。2007年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又掀起了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提交国会讨论的反自由贸易法案达50个之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尽管这样做在短期内会对某些地区或某些选民有利，但它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有来自美国各个地区、持不同学术和政治见解的1028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要求国会反对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政策和措施，以免重蹈70年前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覆辙。同样，一些“台独”势力，鼓动美国的部分议员来做一些发展所谓“美台关系”，背离中美“三个公报”，一个中国原则的事，常常会收到一些效果。这些事虽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但是因为美国的议员都是来自各自的选区，做这些事跟当地选民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做的事对中美关系损害再大对这些议员也不会有损失，他还可以向选民汇报他提了多少个议案，作为自己的一个功绩。

　　3. 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制约，缺乏协调和配合。在实施时，由于各政党的目标是争取执政，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对方执政时，就千方百计地予以拆台，导致互相牵制，效率低下。严重的时候甚至形成“党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还会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扔在脑后，把国家利益扔在脑后。如台湾，为了防止多数派政党在投票中以多数取胜，不惜动用拳脚来阻止投票。在日本的议会投票时，居于少数的反对党也使用过“牛步”策略。在韩国议会也曾发生了拳脚相加的事件。在当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国都需要团结一致、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去年底，泰国反对党发起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导致首都曼谷两座机场关闭数日，重创泰国旅游业，据泰国有关当局估计可能造成大约100万旅游业从业者的失业[1]；最近泰国“红衫军”示威者又迫使东盟系列峰会取消，由此产生的损失难以估量，另外冲突还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伤。

　　4. 在多党制竞选时，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使得政治家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据美国无党派智库“敏感政治中心”的最新报告“选举已创下美国总统选举耗资之最，选举花费总额高达２４亿美元之多”[2]。在台湾也是这样，据中央电视台2007年02月25日《海峡两岸》节目报道“为争得选民的支持，候选人会拿出大笔资金投入选举。少则几十万、多则上亿元新台币。就连最基层的村、里长选举，每个参选人最少也要花费40万元新台币”。 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软”，这样，政治家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以美国关于禁枪的争论为例：尽管2006年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发生了造成 33 人丧生的屠杀惨案，“但几乎没有激起对枪支管制的重新辩论。人们不指望布什政府或共和党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在 2000 年大选中最先得到的 910 万美元竞选捐款就有 92 ％ 来自主张持枪权利的机构。”[3]事实上，在今年的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也同样没有勇气提枪支管制的问题。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它的真实目的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不存在，而战争能够给军火工业、石油工业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在这场战争的背后，有军火工业、石油工业垄断资本的影子（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石油）。同样原因，台独势力就可以搞“金钱外交”，就可以合理合法地通过公关公司用金钱来影响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做一些背离中美“三个公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情。

　　5. 为了选举的胜利，某些政党甚至不惜用作弊、违法的手段。以我国的宝岛台湾为例，为了选举的胜利，某些候选人还会采用各种作弊的方式，如：雇佣“走路工”，“免费劳务”，假电话等等。据2007年6月21日《南方周末》报道：在上届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籍的候选人谢长廷仅以四千余票胜出，关键在于一盘假录音带；后来法官虽然认定录音带是假的，但谢长廷却已经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顺利任至届满。在200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最紧要关头又出现了“两粒子弹”事件，使陈水扁以不到三万票胜选，导致泛蓝选举失利；而到了2006年高雄市市长选举的最后关头，又出现了“走路工事件”，还是泛蓝以一千多票的微弱差距失利。所有这几次选举操作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投票前的最关键的时刻，以突袭的方式、爆炸性事件影响选票，使选举对手来不及反应，并且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类似的选举作弊现象在民主制度建设比较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时常出现。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过著名的“水门事件”，并导致了后来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在2000年总统选举前夕，美国某电视台突然播放偷拍的片段，说戈尔支持者向流浪汉派发香烟以换取他们投戈尔的票，尽管买票一事事后查无实据，但戈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布什以微弱优势登上总统宝座。”[4] 2007年在澳大利亚也出现了散发伪造传单，被当场抓住的事件，栽赃选举对手的丑闻由此暴光。

　　6. 为了拼选举，各政党相互攻击对方，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的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冲突，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在台湾，由于选举的需要，陈水扁经常挑起统独议题，引发并不断加剧拥护蓝绿的民众之间的对抗与矛盾，甚至导致拥护不同政党的夫妻、兄弟反目。据新华社拉各斯11月30日电，２７日尼日利亚在的乔斯北区地方政府选举时，在野党支持者指控选举存在舞弊行为，与执政党的支持者发生激烈冲突，造成约300人死亡。更为严重情况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那里甚至出现了种族清洗，造成了大量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可以设想，如果我国采取了西方的多党制，西藏、新疆的分裂势力必将更加猖狂。

　　7. 西方的民主选举巩固了地方强人的控制。它的“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姓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很大的一个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5]余秋雨先生在巴基斯坦就听到当地老百姓抱怨：选举总是那两个盘根错节的家族集团轮番上，总也无法摆脱一两个权势集团的控制[6]。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很严重。由于黑道势力掌握了许多票源，为了选举的胜利，有的候选人甚至不惜“跟黑道势力来挂钩，在选举的时候之前跟黑帮的角头一一的拜票[7]”，由于效果明显，“很多政治人物其实是趋之若鹜的”[8]。

　　8. 党派间的竞争导致社会改革困难重重。以我们的东邻——日本为例，几年前小泉高举改革的旗帜，当选首相，然而直到他被迫下台，国内的改革也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同样是日本，多年前就准备与东盟搞自由贸易区，至今也没有动静。倒是我国后来居上，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进程发展得比较顺利。前不久，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遭到失败，就是由于发达国家不肯做出让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惧怕国内的反对。

　　9. 西方的各党派间的竞争还会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大家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要想解决矛盾或争议，和平谈判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在西方的多党的剧烈竞争条件下，矛盾的双方都很难做出让步，无论是谁执政，都无法承受“卖国”的骂名。而某些少数极端势力往往利用这一点，来“绑架”大多数老百姓，使得和平谈判难以取得成果，即使谈判取得成果也难以落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执政党还会有意加大这种矛盾，来提高自己政党的选情。这种情况已经被印巴之间和巴以之间的几十年的争端过程所证实。

　　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被大家所推崇的多党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弊病呢？

　　从理论上讲，多党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政党间的竞争促使进步，同时可以给人民很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它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推崇。但要使它发挥良好的作用，必须要有适合它的条件。能够良好地实行多党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 “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9]，也就是要求参加多党制选举的选民是理性的（至少大多数选民是理性的），能够理性地选举出合适的人——那些能够代表的他们利益，同时又能够正确地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正确地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人。能够良好地实行多党制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参选的政党也是理性的，他们的选举是有序的，符合规范的，能够自觉地遵守选举的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党利益和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关系，做一个忠实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能够良好地实行多党制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所有的候选人的参选人的选举条件是相同的，公平的。然而，在实际的竞选操作中，这些条件是否能得到满足呢？

　　1. 理性原则：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与远离他们的国家（或地区）的利益相比，他们往往更关心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因此有些比较科学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方案往往不能被大家所接受。如果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我国实行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项现在已被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政策在当时就不可能实施，敢于提出这项政策的政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败北。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无法顺利推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在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瑞士存在这样的现象：由于过度的实行民主，使得“一些早已经过充分论证的大型交通项目，多年的基础工程完成了，大笔经费也用了，一投票却被否定，投票者多数是不出门的农民，否定的理由既琐碎又具体，但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左右他们……老拿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违背了支撑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则。在一个个人声鼎沸的投票之夜，当那些显而易见的自私考虑一次次压倒了那些着眼于整体尊严的决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贫乏。”[10]

　　事实上，很多选民对政治的了解是很差的，有些甚至对候选人的政见都一无所知。据中国台湾网2005年11月22日报道：“岛内一份最新民调却显示：有七成选民承认不清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政见”。而“据调查数据，在大约三千名的受访者中，七成半具有博士、硕士、大学或大专学历程度。”具有这么高的学历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是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表达观点和辩论的能力都比较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因为思路太明快常常迫使布什处于守势。但是布什憨厚可爱，其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语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质量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11]

　　事实上，在选举时，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地充斥于各种媒体，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是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对于老百姓只能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种“百姓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了民主下的政治家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12]。

　　2. 有序原则：

　　实行多党制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求参加全国（或地区）选举的各党派之间的竞争都是理性的，是公正有序的，各政党都能够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为重，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遵守选举规则，通过公平、公正地参加选举，最终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应该说这在西方的发达国家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主制度不够健全、大众的民主意识比较欠缺，缺乏遵守法律规范的自觉性，更没有“做一个忠实的反对派”的文化传统，这方面的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拿体育比赛与政治相比较：在跑100 M时，有强大的对手竞争一定有助于跑出好成绩，可以优胜劣汰，因此得出了有其他政党竞争的多党制更具有优势的结论；也有人拿经济与政治相比较：根据人们可以选择的市场经济比无法选择的计划经济更具有优势，可以满足人们各自的不同需求，同样得出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党制更具有优势的结论。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他们在比较的时候，都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市场经济是有人管理的。体育比赛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我们的体育比赛始终都有具有丰富的比赛知识和经验、有锐利的眼光的裁判在监督，另外还有各种电子设备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对裁判的监督予以补充。尽管这样，体育比赛还是有许多违规行为，还有人服用兴奋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监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在跑100 M时，运动员要随时提防可能有人在拉他的衣服或者拌他的腿；如果一场网球比赛依靠在场的观众投票决定一个球是否打在界内；如果一场篮球比赛依靠在观众投票决定一个球员是否犯规……。这样的比赛会成为什么样子？没有管理的体育比赛一定是场混乱的比赛，这样的体育比赛是比不出好成绩的，这样的比赛也是没有人愿意看的。

　　同样，我们的市场也时时刻刻都有工商、公安、税务、安全生产、技术监督、知识产权等政府部门进行着监督和管理，这些监管人员都是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人，知道那些奸商们最有可能从哪些地方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他们还拥有许多检测设备，可以发现并确认那些奸商们的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行为，此外也还有仲裁机构、检察机关、法院等对上述执法进行着监督。尽管这样，我们的市场也还是会有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出现（如不久前的奶粉事件），给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如果没有监管，指望老百姓在上当后改变选择来淘汰假、冒、伪、劣，这在理论上也许可行，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由于大多数老百姓的鉴别能力非常有限，他们不可能具备所有的产品的知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更没有那些昂贵的检测设备，他们无法鉴别所有的产品；同时，老百姓又比较善良，不可能识破奸商们层出不穷的伎俩；再退一步，即使老百姓识破了某些奸商的某种伎俩，一定会有新的奸商用新的方式来欺骗老百姓。如果没有管理，老百姓面对市场上充斥的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无能为力的。没有管理的市场肯定是个混乱的市场，它们都不可能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自然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市场经济即使是让大家能有所选择，也是谁也不愿意面对的。

　　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操作中，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正是这样一种没有管理的竞争。这是由于政治选举包括了最高权利机构的一切行政、立法机构，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机构来对它进行监管，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选举。即使有法院、选举委员会等机构可以进行一些管理，但这些管理都是软弱的，而且这些管理也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党的印记，也不可能有权威性。即使在管理时是公正无私的，没有带上政党的印记，但处于不同立场的政党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普通老百姓则无所适从。例如陈水扁的贪腐那么明显，有数亿资金在瑞士被暴光，然而，民进党还说他被拘押是司法迫害，据中央电视台今年11月14日《海峡两岸》栏目报道，有15％的台湾民众认为拘押陈水扁有政治力介入，是政治迫害，还有5％的民众认为押陈水扁带有政治迫害的成分。也就是说有二三百万的台湾民众认为司法不公，对于这么明显的情况还有这么多的人认为不公平，那么对于那些不那么明显的事件会有怎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那些认为法院判决不利的政党，就有可能借口司法不公，鼓动支持自己一方的民众闹事。正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威性的监管，有些国家在选举时不得不借助外国的力量（如欧盟、美国）来进行监督。然而外国就那么公正？就没有偏见或自己的利益？大家可以从去年三月西藏的事件发生后，西方的媒体和政府的态度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各政党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以国家（或地区）利益为重还是自己政党的利益为重？尤其是到了对自己政党的利益重大的关头，应该怎样选择？十分可悲的是：如果一个政党总是以国家（或地区）利益为重，不考虑自己政党的选举，不想方设法获胜的话，这个君子作风的政党则会因为经常选举失败，最终反而会被选民所淘汰。因此，各政党为了选举的胜利，或多或少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只不过某些政党特别突出罢了。此时，他们的目标只能是选举的胜利，自己政党的利益，而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只好选举结束后再说了。

　　老百姓能识破这些诡计吗？从这类事件可以接二连三地出现，并且大多数都能得逞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原因就是老百姓太善良了，缺乏识别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专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这样就很难识破那些政治操盘手的层出不穷的诡计。

　　监管机构能否采取有效措施来给予制裁呢？从实际结果看是很难的。曾经有人把高雄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陈菊当选无效视为民主的胜利，并乐观地认为以后这类事件会减少；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二审又宣布陈菊获胜了。这意味着高雄出现的这一切都没有违法，以后这样的事大概还会不断的出现。

　　老百姓是否会在下次选举时给他们以教训呢？今年美国大选奥巴马获胜，但极少有人是因为以前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误导大家而没有投共和党的票，大多数是因为美国经济出了问题，老百姓希望有所改变；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同样也极少有人是因为以前陈水扁的“两粒子弹”事件而没有投民进党的票，大多数是因为陈水扁政绩太差、贪腐又极为严重；在2006年高雄市市长选举的时候，陈菊并没有因为在上届市长选举时谢长廷靠一盘假录音带胜出而受到惩罚，她本人又继续在最后关头靠“走路工事件”获得了胜利。这些事实说明，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因为在上次选举时受骗而对本届的该政党新的候选人进行惩罚，这样，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在运用时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正因为选举监督机构和选民们都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束手无策，假录音带，“两粒子弹”，“走路工事件”等事件才能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类似事件还将继续出现在各种选举中，只不过手法将更加隐蔽，技巧将更加高明罢了。

　　3. 公平、独立原则：

　　西方民主的竞选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意味着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平等，或者说是在金钱基础上的平等。按台湾江岷钦教授的说法：“选举就是选票跟钞票”，因此在陈水扁因贪腐被关押在牢里还能够操控台湾的选举，甚至有“媒体就有评论说，台北看守所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民进党的地下中央党部”[13]。

　　金钱与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也就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意愿的人。同时，政治家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垄断资本的影响和控制，难以保持公正和独立性，真正做到把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做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恶果：用金钱打通关节或者金钱影响政策成为了合法。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台湾的前领导人陈水扁就把他贪腐的钱说成是“政治献金”，试图减轻其罪行。

　　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美国，压力集团也成为它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大公司以及外国势力（如台湾当局）经常通过公关公司来影响美国的政坛。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5月28日一期发表一篇题为《对理性的侵犯》的文章，认为：“被统治者的同意”逐渐成为大公司控制的主流媒体手里的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就把它卖给谁[14]。这样的民主不过是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这样的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

　　正是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无法得到满足，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弊病，在这三个条件之中，仅第一个条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群众民主素质有一定的关系，其它两个条件则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群众民主素质无关，因此，这些弊病是西方的多党制本身所固有的，它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民主素质的提高而彻底消除。前面所列举的弊病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的民主，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他们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自己意愿的人。

　　实施了西方的多党制后，使得任何对制度的变革都异常困难。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变革都会导致利益的调整，从短期来讲，肯定会有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一方，也会有失去利益或着得到利益比较少的一方，这种变革自然会引起后者的反对，而这种反对的力量必然会被反对党所利用，从而加大了变革的难度；同时，任何一种变革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变革之初，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同样会被反对党所利用，导致变革的难度加大。事实上，在西方的多党制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大的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由于有了不同政党这种竞争性的选择，“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15]，缓和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使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因此，西方的多党制就成为一个很好的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二、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和原因

　　既然西方的多党制有这么多的弊病，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政治制度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就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并被认为是“远东民主的种子”[16]。事实上，多党合作制度在各种民主形式中，是最具有优势和潜力的，如果实施了西方的多党制，像我国改革开放这样的巨大社会变革是不可能平稳地进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试图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结果都不够理想，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

　　很多人会说，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有那么多的问题，怎么会比西方的多党制好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加以改进和完善。然而，这些问题都是执行的过程中的问题，不是政党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我国政党制度方面问题的原因很多，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强，也有以往对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已经形成的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别是“文革”时期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等等。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然而，也不能把这些问题过分地夸大。事实上，我国目前在政党制度方面的问题无疑是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有些是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对我国进行别有用心地攻击，而大多数善良的人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

　　1. 习惯造成的偏见。现在许多西方人士顽固地认为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专制、极权，这是一种偏见。这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先生所说的：“一个公民，如果他自己的国家里主要是两个大党争夺选举的胜利，那么他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实行多党制，就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乱糟糟；而一个多党制国家的公民，如果只给他两个政党选择，就会觉得像是穿上了一件政治的紧身衣”[17]是一个道理。西方人士已经习惯于自己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了，看到与他们不同的制度就不习惯，加上中华民族特有的和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难以被西方人所理解，尤其他们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更对共产党政权更看不顺眼了。

　　2. 把不同的问题相混淆。许多人把不是政治制度能解决的问题归咎于政治制度，如，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把我国目前存在的官员腐败问题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其实这并不是实行了多党制就能解决的，这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所证实。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民主所伴随着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公共舆论，这会对官员腐败带来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媒体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缺乏（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难度，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是，由于众多复杂原因的限制，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腐败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等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中（包括了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18]。

　　3. 过于理想化。任何政治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同时，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而人不同于机器，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许多人把现实中的政治制度与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化的制度来比较，这样就难免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就难免会对现实的制度产生怀疑。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就是这个道理。国内许多人就是把我们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病相混淆，而追捧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对于西方的多党制产生的弊病，由于比较遥远，感受不深，就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影响他们的追捧。

　　我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比西方的多党制优越，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我们可以拿历史上各种条件都比较相似的情况，对不同的政党体制做一个比较。

　　二次大战中法国（当时它拥有号称欧洲第一的陆军）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结果几个星期就投降了，后来苏联同样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在战争的初期苏军损失极为惨重，根据法国的抵抗情况，西方国家都认为苏联将在几个星期内被占领，可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却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打败了侵略者，其中最为惨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900天，苏联人民宁可饿死也不投降，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这一切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

　　红军在长征时期，能够战胜蒋介石几十万拥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雪山、草地等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张学良将军就曾对手下的将领说，你们谁能带兵完成这个长征？恐怕带的兵老早就跑光了吧。

　　“落后就要挨打”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很多人把这句话简单地理解为指的是经济和军事上的落后。然而实际上，落后包括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不再挨打了。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多么强大，而是在政治上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的优势。在抗美援朝时期，面对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远强于我国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有苏联的支援，但我方的经济、军事力量都远在美军之下，由于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致使志愿军在整个白天都无法向美军发起较大规模的进攻。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战胜对手，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

　　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了一个真理——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它与其他政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能具有这么多的优势呢？

　　首先是共产党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政党。小平同志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9]。大家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为胜利提供了可能，这样的队伍是最具有战斗力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其次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在组织建设上更加健全和完善。这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同志的“三湾改编”，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党领导的军人、工人和农民中都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政治上的领导核心，把党中央的精神贯彻下去。有了健全的党组织，就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战胜困难。这次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各级党的组织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深入工厂农村搞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使在井冈山那种紧张的战争年代，也亲自搞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声音，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20]，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他们做出的决定自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比资产阶级政党优越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四点是共产党有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在形成决议之前，充分发扬民主，一旦形成决议，居于少数的人可以保留意见，但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并坚决执行。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21]这样各方面相互配合，避免了内讧，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凝聚力，为战胜困难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第五点是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从战争年代开始，共产党员就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带头作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战斗最危险的地方，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共产党员跟我上”已经形成了传统，这个传统在最近的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六，我国所特有的多党合作制度还有它特殊的优点。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各个党派自身的特点和所联系的群众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反映问题，使得意见更加多元化，这样就使得做出的各项决策更加科学。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是根据民主党派成员、时任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的建议确定的。

　　三、中西方不同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应该说多党制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几百年，虽然也有一些弊病，但总的来说优点还是更多一些，这些弊病由于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可是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在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时则麻烦不断。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了西方的多党制在西方发达国家行得通不等于在中国就行得通。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管理社会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能够仿效西方，应该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22]”。不同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

　　西方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少数人滥用权力。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3]。老百姓最怕政府滥用权利，而对于政府的执政效率则不是特别关心。也正是这个原因，刚刚“独立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权方面只设有国会，没有总统，没有最高法院，而国会本身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24]，而这一现象竟持续了许多年。

　　在我国，人民群众希望的是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对政府的效率要求是很高的，也正因为如此，发展才被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如果采取了西方的多党制，必然导致相互牵制，高效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以今年汶川大地震后的救灾工作为例，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亚洲区总裁特鲁伊斯对新华社记者说，他曾在世界多个国家工作过，也在当地经历过一些天灾，但像中国政府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还是第一次见到[25]。这次奥运会组织工作完成得异常圆满，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好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务实和高效，这种高效率在西方的多党竞争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就好像拖重物时前者是各种力量向一个方向拉，这样形成的合力就更大，速度自然会很快；而后者则是许多人在向不同的方向拉，最后这些力通过矢量叠加后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合力拖着重物向一个方向走，其中有许多力是浪费的，速度也就快不起来。

　　2. 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不相信有人会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它所设计的政治民主的方案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两个或多个政党来竞争，在竞争中，通过人民群众的选择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在两条或多条路线之间寻求平衡。最终的路线将是个摇摆的路线，在摇摆中求平衡，在摇摆中前进。这就使得少数人以及弱势群体的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大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巨大，这种制度无法保证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现在引起许多美国人反对战争是因为这次战争造成了大量的美军士兵伤亡。如果不是这样，又有谁来关心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平民伤亡以及给伊拉克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乱呢？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注重整体，强调集体主义，从小就教育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图代表整体的利益，试图代表天下的利益。尽管由于所处的地位、思考问题的思路、看问题的方法等各有不同，但还都是主张公正地对待各方的利益，来代表整体的利益。如今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更有理由可以不通过这种无序的竞争来进行选举，选举出合适的人选后，再通过他们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3. 对法律、规范及监管人员的态度

　　传承了古希腊文明的西方社会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西方文化重法治，重视法律和规范，轻视权力监管。老百姓处处以“纳税人”自居，认为监管人员是自己用税金供养的，自己是“主子”，监管人员是给我服务的，所以不怕监管人员。而中国传统社会则以权力为中心，它形成的文化与西方相反，重人治，重视权力的监管，轻视法律和规范。尽管也有法律和规范，但如果没有拥有权力的监管人员的监管，就会破坏这些法律和规范；甚至在有监管人员的监管时，也会想方设法绕过监管，而且还以此为荣。所有人都只希望他人诚实守信和循规蹈矩，而自己却企图独享投机取巧和随心所欲的便利与实惠。如果发现别人没有遵守法律和规范而取得了利益，往往也只是因为自己无法得到而不满，并不是基于对公正原则和程序的遵守和维护。因此对于这些违规现象，尽管心里不满，往往也不愿意冒得罪人的风险去制止。而对于监管人员，通常是不敢惹的，只是一厢情愿地期望他们是个“清官”或者有其它部门来干预。

　　以最简单的过马路来说，西方人看到红灯就停下来等信号是个习惯，与是否有汽车或者警察无关，极少有人闯红灯，即使有人闯红灯也会被别人谴责；而在中国，如果没有警察在管理时（甚至警察就在旁边，但他因故没有进行管理），尽管有汽车，还是会有许多人在车流中穿行，如果再没有汽车，大多数人都会闯红灯，即使有人要等到变了绿灯才过马路，也会被别人看作是“怪人”。

　　在我们中华文化中，一直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只要成功，完全不必考虑在成功的路上是否曾经违规，甚至还以违规取得成功为荣，尤其在双方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更是讲究谋略，讲究“兵不厌诈”。张良，一个在楚汉双方刚达成划定“楚河汉界”的约定的情况下，就力劝刘邦违约向项羽进攻的不讲信义的人，被历代推崇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智慧的化身；而在战争中尊崇君子行为，不乘人之危的宋襄公却成为几千年的笑柄。

　　因此，在不存在拥有更高权力的监管人员来监管时，多党制带来的无序竞争在中国文化的土地上就显得问题特别突出，这一点已被台湾政坛的情况所证实。

　　4. 民主的意识

　　西方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就有过民主选举的传统，尽管这个选举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不完整的选举，加上西方是商业国家，选举出的议员“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代表去‘谈生意’，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26]。因此，民主选举还是比较容易在老百姓心目中生根的，目前西方的选举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个老百姓的心中。

　　而中国则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皇帝的独裁统治，行政官员也都是由皇帝任命，从来没有民主选举的概念。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用易中天教授的话说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个“明皇梦”、“清官梦”、“侠客梦”，期盼有个好皇帝或者有个“青天大老爷”式的好官员，实在没有，也能来个侠客为他们伸张正义。这种观念当然落后，但它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有人能公正地代表各方的利益的愿望。当然指望所有的“老爷”都自己成为“青天”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我们改变思维方式，改变官员的选拔机制，使得这些官员是由群众选举出来，并且一旦干不好就要被赶下台，那么是否还必须采取西方的多党竞争呢？

　　5. 朋党之争

　　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有朋党之争，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和痼疾。各个朋党之间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的观点、意见、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为了己方的胜利，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于国家而言，自然是百害而无一利。由于受了封建官场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本来就容易引发朋党之争，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朋党之争这种恶习就更加容易出现了。

　　事实上，在台湾的政坛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朋党之争这种现象，泛蓝提出的许多议案，尽管是合理的，绿营也一概反对。这样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自然会起到阻碍作用，也不符合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在祖国大陆，类似情况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也曾出现过，当时出现了无数个派别，在他们的心目中，派性压倒了党性，全然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1975年小平同志对“文革”带来的恶果进行整顿时，他首先解决的就是派性问题。

　　6. 团结合作意识

　　与西方人士相比，中国人的团结合作意识一般都比较差。因此人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则是虫。这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形成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进行限制或监督，手下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他们为了在皇帝面前争宠而相互勾心斗角就是很自然的了。在民间，人们也同样是一盘散沙，大家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都想在某一个局部（部门、单位等）当“皇帝”，这种心态一直流传到了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和合作对于中国的政坛就显得格外重要。

　　显然，强调竞争的多党制更加不利于团结，更容易引起分裂，因而也就不适合中国的文化；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了对立和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然就更适合中国的文化，更适合中国这块土地。

　　四、结论

　　在当今这个时代，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然而，具体采取什么形式的政党制度，则必须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民主的发展道路和由此所形成的民主模式自然也应该是多样化的，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具体体现。西方的多党制本身就有许多弊病，加上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它完全不适合在中国实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搞清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不应该对多党制的弊病视而不见，盲目地追随西方的观点，去追捧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政党制度。我们应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对这一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坚持不懈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走下去。

　　（文／蔡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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