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然很爱梁文道，因为他虽然披着西学的外衣，骨子里却是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文道有知识分子的性情，有知识分子的眼界，有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
    而他同样也有典型儒生的狡黠，躲在清净之地，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我们不敢说不能说不可说的话。
    梁文道在《常识》里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这不晓得是梁文道的幸还是内地时评家的不幸。如果普天下人都浑浑噩噩，便没了痛苦，但偏偏香江出个梁文道，一支笔让内地的时评家感到切肤之痛。

    梁文道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就像每个香港人一样，既是中国人，又品尝着西化的好日子。所以梁文道可以很超脱的站在空中，勾勒出如柏杨笔下的中国人。而有时他却必须深深的痛苦，沉溺在同体大悲里。
    而梁文道对中国人，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忿忿，所以才会将这本书取名《常识》。
    而梁文道对中国人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职责感，对书生来说，天下命运即为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才会出版这本书。
    这是我们之幸还是不幸呢？
    梁文道要敲响铁皮屋，令我们知道什么是常识，但他却并非鲁迅，撼动不了什么。

    这种矛盾，梁文道写在了题跋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特节录如下：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梁文道的这段话，显露出心里沉重的痛楚，我很认同，却不完全认同。
因为还有另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记录的并非一件时事，而是一个时代。

    时评之意义，或者时事，或者时代。而记录时代者永垂不朽。

    梁文道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善良忧伤富有责任感，但同样狡黠，躲在象牙塔内妄图用笔来唤醒一个时代。
    然而《常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用笔只能记录一件时事，却无法记录整个时代。

    因为记录一个时代，是需要用人生的。

    就在梁文道先生哀叹“江山不幸诗家幸”的时候，有许多人正在身体力行的做着记录时代的工作，他们投笔未从戎，却投身时代之洪流，放弃原本安稳的工作，辉煌的事业，随着世事沉浮跌宕。

    这并非中国典型知识分子（儒者）所为，而更像墨家的身体力行。

    那是梁文道先生《常识》中希望中国人做到的。而一本书的力量，和一个人的身体力行孰重孰轻呢？

    譬如大诗人之子，某艺术家正在大灾之地做一件漫无边际繁复异常功德无量的事情。很难评述他所谓的意义，更难理解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但毫无疑问，这位艺术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时代，他本身也将成为时代的注解。

    套用梁文道先生的话就是：
    “诗家不幸江山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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