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明报》报道，胡润富豪最新排名榜公布，亿万富豪与千万富豪，广东的排名都名列全国第二。亿万富豪北京有8800人，广东有7800；千万富豪北京有14.3万名，广东有13.7万人。上海在两项排名中均列第三。

新的《胡润财富报告》称，中国目前拥有825000位千万富豪及51000位亿万富豪，平均每万人中就拥有6个千万富豪；而京、粤、沪三地的千万富豪人数已佔全国富豪总量近半。据悉，胡润报告调研了富裕人士资产包括个人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类别分为自己创办的企业价值、自住房产、投资性房产；流动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存款等。报告中的“富裕人士”门槛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

根据报告，除台湾省、香港与澳门特区外，，北京每万人中有88位千万富豪，每10万人中有54位亿万富豪；而上海每万人中有62名千万富豪，每10万人中有38名亿万富豪。广东省虽然在调查中居第二位，但当地人口却达到了9449万人，较北京和上海多得多，所以每万人中只有14位千万富豪，每10万人中仅8位亿万富豪。

去年末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啸，对中国富裕人士产生了冲击，不过富豪们仍普遍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胡润研究院对中国富豪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较之半年前，有30%的受访富豪增加了现金存款，12%的富豪增加了黄金投资，82%的受访者表示“金融海啸对个人生活影响不大”。与此同时，有54%的受访富豪减少了股票方面的投资，虽然大多数富豪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但他们目前并未打算将投资重心转回股市，不过，受访富豪普遍认为，上证指数今年底将达到2700点，而楼市也将在2010年逐步回暖。　　

胡润表示，千万富豪平均年龄39岁，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商人、高收入人士、炒房者和职业股民。而中国亿元资产以上富裕人士的平均年龄为43岁，他们的主要财富源于自己创办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及地产和股票等，这类人群拥有实力购买千万以上的豪宅、百万以上的汽车等奢侈品，他们是高档珠宝和私人银行的准客户，“各地区富裕人士数量较去年有所增长，这表明近几年在地产和股票市场攀升的带领下，中国地方经济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比起去年，享受更长的假期是今年富豪生活方式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富豪享受到了比去年多65%的假期。拥有20天以上假期的富豪占36%，而去年人数为19%。仅有2%的富豪表示没有假期。美国成为富豪最青睐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下一代的培养方面，美国和英国是富豪们为孩子教育优先考虑的两个国家，加拿大排名第三。富豪也关注自身的学习和进修；清华EMBA还是排名第一，长江商学院近一年表现也不逊色。富豪平均年消费是200万，年消费达300万以上富豪占18%。富豪最大消费是奢侈品，礼品消费紧随其后，孩子教育排名第三，旅游和娱乐并列排名第四，收藏位列末位。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撰文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官方研究机构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中国亿万富豪，9成以上是高干子女。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超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该报告表明，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万至4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至1100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属于国企外，13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权力腐蚀人在国际通行，这个规律任何国家不能例外；但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特色”。因为，除了政治体制之外，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决定了腐败的程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国库几乎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制”。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或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资本主义的官员很少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就不足为奇。

中国的人均GDP才3000美元，但富豪人数之多。广东人口近一亿，每万人竟然有14名千万富豪，跟在火车站中见到的大量民工与乞丐以及全国城乡数千万仍然贫困的人口相比较，形成难以联系的景象。改革开放30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当局说要先富带动后富，并未见多大成效。

要先富带动后富，首先要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可以成为富豪，让正当商人留在富豪榜上。否则无论富起来的还是想富起来的，都不择手段，和谐社会永远实现不了。当然，也要树立富豪们为富有仁、公益社会的观念。这样，才能使中国平民不再有仇富情结和暴富心理。这样，中国才能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靠能力、智慧、勤劳或特定机会致富的人，也才可能自豪和坦然。

目前，还有不少人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名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名义，来阻挠政治体制的改革，全然不顾邓小平当初的实际理想和要求，——其提出上述理论的环境，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来抵制政治体制改革，阻挠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说到底，这不是维护邓小平，更不是坚持邓小平理论，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记得利益；不是公心，而是私欲。

笔者以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论述的核心是“与时俱进”。 20年前乃至30年前，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直至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改僵化或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手”来对公有和私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此搞活国民经济；为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搞包产到户和国企改制，解决农村人民的温饱问题、国营企业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和效益不高等问题；……如此种种，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有效解决办法。现在看来，30年过去了，成效斐然。但是现在，改革中的不到位和不彻底而留下的隐患已经明显和突出，是到运用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江泽民论述的核心 “与时俱进”的急迫时候了。如果有人打着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论述的旗号，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实际就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择民论述的叛徒。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任何经美好词语修饰的东西，都必须放在阳光下检验；这个阳光就是民众的声音、民众的意志。胡润最新富豪榜，以及官方出台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报告，仅仅是一个媒介；传达一种中国财富的现实状况。

而民众，则不断在拷问执政者“共同富裕”的诺言。在这种拷问中，还有理由拖延和阻挠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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