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治新闻记者在深度法治报道

采访中应具有的素质和证据意识

 

 

2009年4月22日 乌鲁木齐

 

做为一名法治新闻记者，在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中，因为采访常常涉及涉法争讼的激烈两方，采访对象基本上存在着法律冲突和利害关系，个别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这样情况下的采访，被采访对象中的一方，往往是不愿意给记者提供采访便利的，不愿意主动配合、不肯提供于己不利的情况，或者其中一方甚至还要动用各种明的暗的手段，极力掩盖真相、隐瞒事实，个别的本来就是触犯法律面临依法应追究法律责任，此刻更是不惜给采访设置困难，阻碍记者了解调查真实情况。面临如此局面，法治新闻记者，就一定要在深度法治报道采访中，要具有较好的法学素养、具有很强的证据意识，要有自我证明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为调查清楚事实，和将来稿件的刊发，做好法律上的充分预备和扎实的证据保证。这就是利国、利民、利职、利己的大事，不可轻视疏忽。

 

一、深度法治新闻报道的采访特征

深度法治新闻报道采访的特征是在“法律”二字上。从记者接到报料、接手选题到进入采访现场，往往丝丝缕缕与“法律”二字密切相连、丝丝相扣。有些法治新闻报料，根据记者多年采访深度法治新闻的经验，报料人能够最终找到法治媒体来，事件本身就是公、检、法、司、政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呆案、烂案、骨头案。而这样的报料，记者接手进入采访阶段后，如果没有较好的法学素养、强烈的法治观念、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很强的证据意识，即使勉强进入了采访，可是意想不到的瑕疵和疏漏，都会给将来的报道埋下无穷的法律纠葛，甚至是被诉困扰，对自己，对报社，都会带来痛心的伤害。

因此，要搞好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查清、证实事实真相，把一个无懈可击的深度法治报道呈现给读者，没有较好的法学素养、相应的法律知识、严谨的证据采集，是难以想象的，一旦当别人质疑你报道的事实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记者本人、稿件编辑连同发稿报社，都会非常被动的。因此，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既不同于一般的新闻采访，又不同于其它新闻的一般性采访的，是考察和检验法治新闻记者职业水平的专业考题。

一般的新闻采访、其它新闻的一般性采访，区别于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首先是在要获取内容的性质上不同。前者一般是要了解掌握正面的或正反面都需要的事实情况，后者是要了解掌握涉及法律的、可能没有公开的、隐藏的问题，是老百姓常说的“动了官司”和“负法律责任”的一字一句必须证据确凿的案件和涉法争讼，有的甚至是法律难点，多是批评和舆论监督。

一般的新闻采访多是进行工作性报道，与事实有关的人员一般都能积极配合与提供情况；其它新闻的一般性采访，听会议、拿通稿、迎来送往、歌功颂德，不会有对立、抵触之虞和采访受到阻挠。而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对象，因为身处法律天平，对与错清楚明确，牵扯利害关系，一般是不愿意主动配合、不肯提供情况的。或其中一方非但不肯提供情况，甚至还要竭力隐瞒、掩盖真相、歪曲事实，千方百计地给记者采访设置困难，甚至设法阻碍记者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一位资深律师说过一个深刻现象：“受害者想方设法让问题清晰明白、简洁明了，希望事实简单化；伤害者则是挖空心思将问题复杂化。”

可见，一般的新闻采访、其它新闻的一般性采访，和法治深度报道的采访，在获取事实的难易程度上，区分对错责任的压力上，是差别极大的。证据至关重要，使得暗访设备、器材在深度法治报道采访中被普遍应用。这从侧面也说明了法治新闻记者采访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是一般的新闻采访和其它新闻的一般性采访难于想象的。

深度法治报道在采访中还有以下特征：

需要多源印证。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目的是在尊崇法律信仰的基础上，查出有关法治新闻的事实真相，在与法有依的扎实证据支持下，为做出影响深远的深度法治报道，巩固依法治国理念，弘扬法律威信和尊严，完成基础工作。

为了防止片面与孤证，就要特别注意一些重要问题的事实要有多源印证，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或证据证明发生了某件事和某个问题。一个法治新闻事实，在采访中能够印证的源头越多，就越有说服力与震撼力，报道内容就越丰富。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在调查水门事件时，在4个月中先后采访了1000多人，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多源印证，以便更有力地揭露问题。

新疆法制报社新闻中心主任赵雪勤，也对法治新闻记者做深度法治报道采访，提出“八成一”原则，即每一起深度法治报道或法案的采访，必须有8位采访对象，才能成就一篇扎实过硬的稿件。

较多地采取隐蔽采访。通常所说的暗访，在深度法治报道采访中被广泛应用，记者隐蔽身份和采访意图，采取种种办法设法了解到事实真相。法治新闻记者的这种常用的办法，也是与一般新闻采访中记者都是表明身份与讲明采访意图大不相同的。

今年3月，新疆法制报记者郭咏受命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三工斗鸡场，乔装成“购买斗鸡开办度假村”的老板身份，经4个小时身处200名疯狂赌徒中的冒险暗访，查清了斗鸡赌场是有警方个别违法人员做后台的实情，深度法治报道的及时见报，为公安机关依法关闭斗鸡赌场提供了依据。记者冒险隐蔽采到的录音录像记录，证据扎实，同时回应了警方对记者的质疑和调查。

花费时间多，采访周期长。保罗.福特从1989年开始调查洛克比空难，到2001年全部调查内容面世，用了10余年时间。水门事件调查共用了半年多时间。花费一两个月完成一篇深度法治报道的调查采访，也是常见的事情。2007年5月，新疆法制报记者郭新霞、郭咏共同完成的《谁忽悠了76个农民工》一组四篇系列深度法治报道，耗时整整一个月。

始终风险相伴。在深度法治报道的采访中，记者常受到阻挠采访、夺取相机、砸坏摄像机、有时还被打伤、扣留，受到人身安全威胁。前几年，央视法治频道著名栏目主持人撒贝宁在湖南长沙采访中摄像机话筒被砸毁。不久前，求是杂志社《小康》杂志记者陈勇在湖南采访野蛮拆迁时被城管两次殴打致伤。今年4月，新疆兵团电视台记者陈利民在乌鲁木齐小西门美特斯.邦威专卖店采访时受到阻挠扣留。

即使历经艰难完成了采访，只要被揭露的对象知道了风声，就会千方百计地用说清、利诱、威胁等手段来阻止深度法治报道的发表，只要编辑部或报社内对作品发表有决定权的领导为此妥协，深度法治报道就可能难见天日。如果记者想要在其它媒体上发表深度法治报道，就要冒背叛原来供职媒体的风险，而且其它媒体也不一定就敢于发表涉及法律的深度法治报道。

如果深度法治报道顺利公开，新的风险又随之而来。因问题和事实公布于世，社会呼声就会日益强烈，政府部门也会对问题进行查处，被揭露的对象不但会身败名裂，还将受到处罚或刑罚的追究。最可担忧的是，在现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下，许多被揭露的对象，其实就是手握审判权和司法职权的各级公、检、法、司等机关和人员。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舆论监督，危险可想而知。

被揭露的对象起初会设法让从事该深度法治报道的记者能公开再发表文章为其开脱，但出于正义与名誉，记者是不会与之“合作”的。被揭露的对象就会迁怒于此，和记者结下仇恨，心理偏狭者特别会如此发狂，而那些一意胡作非为的人大多数都会有这种阴私心理特征。骚扰、威胁、恐吓甚至大打出手、冤狱谋害等报复都有可能发生。

在我国搞批评和舆论监督的记者遭报复的事例已经发生不少，仗义执言，擅长搞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温冲就被闯进其住所的歹徒砍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国外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屡屡被暗害，死的不明不白的很多。

今年3月，乌鲁木齐晚报法治口记者牛晓鹏，采写了提醒市民自我防范的“乌鲁木齐市各区治安易发案件地段示意图”的一组法治报道，当即受到不公正批评，为其提供警情的各区公安分局内勤民警纷纷受到牵连被调查和写检查。

 

二、从事深度法治报道采访所需要的素质

凡是具有较好法治新闻采写经验的记者，都能在他熟悉的领域里采写一两篇深度法治报道的，但要能长期持续地采写多篇深度法治报道，特别是要能采写出具有积极社会影响力、弘扬法治正义、促进社会法治进步的出色的深度法治报道，确实是需要具备若干良好的个人素质的。

应该清楚，一篇篇成功的深度法治报道，一次次无瑕疵的法治新闻采访，记者较好的法学素养、强烈的法治观念、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很强的证据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从大量优秀的深度法治报道的写作与采访中来看，以下这些素质对从事深度法治报道采访的记者是极为需要的：

在较好的法学素养的基础上，正义感强，胸怀责任，保持良知。

国外有人把那些从事此类深度报道的记者称作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笔者感到，你有伟大的心胸，才能去做伟大的事业。而毅力、勇敢与办法也才会由此而产生。在依法治国成为全民诉求的时代大环境中，较好的法学素养是一个法治新闻记者从事深度法治报道的重要基础。搞深度法治报道记者需要保持良知。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社会发展，这种良知应不断进步和深化，这都要依靠其本人在法学素养、法治精神层面上不断学习与思考才能完成。正如普利策在年老时评论新闻工作时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无比重要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让他们能得到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

在强烈的法治观念的基础上，敬畏法律，重视读书，触类旁通。

选什么样的法治新闻去做深度报道，如何通过一步步地深入展现法治精神的本质意义，决定着这个报道是否精彩、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作品，这需要强烈的法治观念做考量标准。你要有一颗敬畏法律的心灵。在此基础上的广泛涉猎、探讨和读书。近百年来的文明发展史，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发展史应重点阅读，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书也以多读为好。试想，如果一个法治记者知道美国历史上的毒牛奶事件和《食品与药品法》的诞生经过，对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牛奶添加三聚氰胺事件就不会手足无措，而会勇敢地前去做深度法治报道，也容易形成报道和采访的方法。

在充分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独立公正，不断质疑，不断求证。

要成为一个好的深度法治报道记者，要有一种特别公正、认真的精神，不偏听偏信，相信对最终事实的不断求证。这种公正、认真所依托的基础，就是充分的法律知识，因为你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你的公正、认真才有了生命力，才会是公正到真理上，认真到点子上。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察了解问题要认真细致，决不轻易地相信，要不断质疑，在质疑中答疑解惑，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及时发现疑点和破绽；二是要有对问题追究到底的决心。深度法治报道是个不断面临挑战、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求证法律公正的过程，笔者深切感到，做法制新闻报道采访，决不能偏听偏信、妄下结论，更不能一屁股坐偏了，沦为别人的工具被人当枪用。

在很强的证据意识的基础上，保护自身，积极发现，线索为王。

证据意识是一个从事深度法治报道记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法治记者的第一基本功。证据强，则报道强，证据弱，则采访弱。证据意识，收集证据的能力，固定证据的程序，都考验着你的深度法治报道的成功失败。这其中重要的是要能主动发现线索，获取证据。全程录音，报料人亲笔书写报料材料，对采访笔记请被采访对象签名，这些细致工作，是采访不会成为无用功的保证。

线索为王、主动发现选题是一个法治记者的又一个基本功。有的记者从法院抄来案卷，然后回来合理想象，添油加醋的进行“深加工”。诚实的说，那不是深度法治报道，那是在编法律故事会。编辑部下达的题目、读者和报料人提供的线索固然也能形成深度法治报道的选题，而重要的、有特色的深度法治报道选题，还是靠记者自己观察、思考得来的，这已被大量精彩的深度法治报道所证明。

1945年，澳大利亚记者柏契特在餐厅听到广播播送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的消息，当时他就确立了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到广岛，一定要前往现场去看看。不久他有机会和许多记者“赶集一样地”来到东京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采访，他却“悄悄挣脱狗链”，独自前往广岛，从而完成了被西方新闻界成为世纪大家新闻的深度报道《原子瘟疫》。

 

当然，还有由以上这些基本素质发展而来的耐心、坚韧及必要的机智灵活，自我保护的常识，不怕艰苦与挫折，以及不为权力、利益等威胁与诱惑的品质，都是从事深度法治报道记者所需要的素质，应当承认，并不是全部地具备了以上素质后才能从事深度法治报道采访，而是具备了以上素质就能较好地从事这项工作。所幸的是，从事深度法治报道采访，是艰苦与光荣同在，责任与梦想同在。经历一次次深度法治报道的采写，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从个人小我的天地，走到了依法治国的大我之中，觉得心灵巩固了法律精神、责任意识，精神变得丰富而充盈，头脑更加正义和理性，素质与技能不断提高，由此你可以走向更大的空间，去实现你的抱负，也为国家的民主进步和法治进程，奉献自己绵薄无愧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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