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1968年12月21日吧，晚上8点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了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那时还没有收音机，从有线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没来由地特别激动。当时我还能走上几步，没有预感到几个月之后会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所以，不无兴奋地对弟弟说，要是我能轮得上，该有多好。
今天的人们肯定无法理解那个时代，更无法理解当时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我倒没有多少热血，无非是真的向往那曾经无数次到过的天地，无非是实在厌倦了囿于小圈子的苦闷。
母亲在乡下教书；父亲本应在银行上班，却因莫须有而去了一个叫街亭的农村劳动改造。家里就我们兄弟三人，天天想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想去街亭，却非常愿意回母亲教书的那个地方。八岁之前，我就生活在那里，即使后来进了城，也几乎隔一个星期都要去乡下看看玩玩。病了之后，已经四五年没去过了。
要不是这身病骨，我肯定会申请去那里，即便待一辈子，也强于受病魔控制，不是吗？
远远的，传来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在欢呼最高指示。家里却很安静，弟弟们出去看热闹了，邻家英姐坐在我的对面，与我聊着最高指示，我很说说我的想法，明明知道想也白想说也白说，也便有些心不在焉。
西厢裘家灯火通明，说话声很大，听不清在说什么。英姐说，肯定是为了安安。
安安比我小一岁，如果不是病辍学，我与他一样，都是66届初中毕业生。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指的就是包括66届在内的著名的三届生，据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城里的三届生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不知为什么，极度向往去农村的我，居然很有些为安安担心，他还不满18岁的，如何适应独自生活。
弟弟们回来了，说着街上的趣闻，我没有心思听，只顾自己胡思乱想。脑子很兴奋，当然，这兴奋并不是开心的那种，完全是静不下心来。
其实兴奋的不止我一个，台门里，除了房东，那晚仿佛谁都没了睡意。后半夜，不知是一点多还是两点多，大门外有人喊叫，打开一看，居然是邮递员老孙，他送来了当天（12月22日）的《浙江日报》。“送最高指示不过夜。”老孙匆匆离去时，留下了一句话。
报纸是安安爸订的，一般却是我先过目，这回也不例外。
头版头条当然是传达最高的消息，我粗略翻了下，突然看到一则消息，说到了诸暨，说到了我们所在的江东居委会。仔细一看，乖乖，安安的话居然上了报纸。虽然，那些话明显属于千篇一律范畴，却也让我不顾深更半夜地大喊大叫起来。
安安爸妈出来了，知道了事情原委，一句话也没说，根本没我意想之中的兴奋与激动。
没过多久，大门又响，这回是安安，一进门就大嚷气死了。我不明就里地叫住他，说了报纸的事，没想到平时很和善的他居然狠狠打断我说：“你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
我有些懵，慢慢的，才从安安对他爸妈的话里明白了怎么回事。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可安安不是。毕业了，但他还每天去学校，去居委会参加各种活动。居委会组织三届生讨论，许多人都发了言，安安当然也不例外。据安安说，报上的那句话根本不是他说的，他觉得居委会主任这么做目的很明显，这样一来，他下乡是板上钉钉了。
我恍然大悟。
很想安慰安安，可我能说什么？难道我能说，其实我倒很喜欢去乡下？
次日，什么动静也没有。但过不了三天，安安爸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商量妥了，全家下放。
安安兄弟姐妹多，楼梯档似的，不多不少共八个。安安还有三个弟弟，虽然还不到规定年龄，可安安爸高屋建瓴地认为，知青下乡看来会是个国策，与其将来化整为零，不如现在归零为整。安安有个哥哥几年前已经下放，一家人干脆去他那里落户，省得以后麻烦。
毫无疑问，安安家的行动又引起了一阵轰动，不过，这回没有上报，我猜想一定是安安他们不愿意了。
安安一家动身时，台门里的人都送得很远很远，只有我步履艰难地送到大门口。心情很是沉重，一个劲地想，要是我是健康人会怎么样？那一刻，我已经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希望下放到农村去。
没过几天，父亲从街亭回来，说到安安一家，他不无感慨地说，有时想想，还真的是去农村好，那里的人朴实没坏心，不像单位里某些人动不动斗心勾角的。我忍了半天才没说出那句话：要不，我们也下放……
知青下乡热了有十来年，然而，自始至终都没人来动员过我家。
生活就是这样，因为没份，所以遗憾。
梅芷
我，轮椅人。14岁患类风湿关节炎，16岁病重辍学，20岁丧失行走能力，至今已近40年。无聊才写作，积有数百万字，作品散见各地报刊，偶有获奖。著有《无法证实的爱》（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蝴蝶的窥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无须证实的爱》（华夏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等。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绍兴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