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大学不久，进行了一次写作测试，我不及格。这对于高中学习文理兼优，作文常获老师表扬的我，无疑是极具羞辱的当头一棒。不及格就得补课。给我们这些灰头灰脸学生补课的是杨伯峻先生。瘦弱的杨先生，戴着深度眼镜，低头细声细气地念着讲稿。不论当时，或是今天，我只记得半句“别林斯基说------”了。我想，对中国典籍造诣极深，刚刚戴上右派帽子，从北大流配兰大的杨先生，给不及格学生补课时的那种兴意阑珊，是只有杨先生自己才能深切体验的了。写作课没有收获，补考却竟然及格。然而，那教训的深刻是再也不敢忘记了。后来，我就找了许多关于写作的书来读。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一书里说，智力中等，若能仔细深入分析许多小说的结构，写起来也就不难了。我立即照茅盾先生的话实行起来。只要是我喜欢的长篇小说，我就一定要一节一节地分析。我分析了4、5遍的有：莫泊桑的《俊友》，左拉的《小酒店》，雨果的《九三年》，哈代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据说，茅盾先生能把整部《红楼梦》复述出来。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说，他为了学习写作，就挑选报纸上的好文章，先分析结构，列出提纲。过几天后，照提纲扩写，写完后跟原文对照。这时，可以发现自己思维和修辞的不足。有时，感到自己写得比原文更好，信心也就来了。我曾分析复述过《聊斋志异》里许多精采篇章。结果，我的语言描写能力有了一定提高。毛时代，文学创作动辄得咎，我毅然放弃了我的文学梦，读书多在实用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对教育的伟大意义有了认识，就开始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依椐心理学原则，开始了我的教改实验。尽管成绩卓著，却仍遭非议。这使我痛感现实无知环境之中的知识之累。在一个只知道顺从权力，懒于学习求知的环境里，不理解并且嘲弄嫉恨有胆识的创新者，乃是常态。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内心的某种激情，乃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就在那时，我于课余写出了《升起你心中的太阳》初稿。退休后，阅读范围更为广阔。我的阅读涉及世界文明史、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等方面。这就使我能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修改我的小说。在写作修改过程中，我充分体验着，我的心理能量在转换升华中的快乐。在写作中，我消化着我的愤懑，洋溢出我在现实中逐渐消蚀的爱心，写作已成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手段；在写作中，我享受着宣泄的快乐和生命的自由感，写作成为了我的存在方式。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难道我已经进入圣人之境了吗？曾经让我恐惧的死亡，在我看来，那只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局。只要我曾享受过符合我独特个性的自由中的快乐，面对死亡而无憾，疾病痛苦中的死亡就是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