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酒会，水晶灯下觥筹交错，引起西方媒体强烈关注。为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制定“大外宣”战略，积极打造一批具竞争力的外向型出版传媒，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正在海内外招兵买马，把中国的声音带向世界。外传官方将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构建软实力，消息人士强调“钱并不是问题”。《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改变了内地英文报章《中国日报》独此一家的格局。当全球报业正因为金融危机瘦身时，中国传媒却逆市扩张。早于半年前，该报开始大手笔吸纳了“一大批英语和传媒精英，包括一批经验丰富的外国专家。”

《环球时报》英文版第一年预计运营亏损2千万元，但总编辑胡锡进展望的是更长远的一两年之后，可以到海外发行。他的信心来自中央去年确立的外宣新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通过加大对外宣传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计画已经明确，他强调国家尚未敲定投入的规模，外界传言的450亿元预算纯粹是道听途说。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两会期间也对本报否认了这一传言。不过，去年开始，中央提出外宣新课题，要求“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抓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中央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今后的宣传工作，要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
　　在这个新的战略布局下，各大中央媒体已开始有所动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钱文荣表示，该社除了将开设中、英、法、西、俄等多种文字网络新闻视频，还加紧筹备移动新闻服务。中央电视台于年内也将增设俄语及阿拉伯语频道，在三年内实现七种语言、十一个频道的国际化布局。对此，喻国明表示，“走出去”的外宣战略，旨在完成与西方主流舆论的对接，“在形式上要遵循其游戏规则，但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具体内容便是，中国要建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那样以BBC模式运作、在话语权上又能够与之抗衡的国际传媒机构。

《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酒会上，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致辞说，《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主要报道国际新闻的报纸。1993年创刊以来，不断向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断满足中国读者对国际事务的知情权，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说，《环球时报》这些年的报道加大了中外交流的信息量，使中外看到了彼此的复杂与多样，减少了彼此的误判。旅美学者、著名时事评论家章文日前著文表示，“我看到以上两位先生的发言，心里只想发笑，这实在不是出于什么阴暗心理，而是作为一个中国媒体人对《环球时报》长期关注的结果。”

《环球时报》16年来呈现给中国读者一个怎样的“真实世界”呢？在章文看来，那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是一个中国被西方列强不怀好意窥视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旧世界；在这个旧世界里，中国依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他们亡华之心不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宿敌仍然敌视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在妖魔化中国。总之，中国面临的世界仍然危机四伏，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此情此境下，只会增加中国和世界的误解和敌意，何谈“减少了误判”？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不告诉读者国会和政府的区别。当国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出现反华提案时，《环球时报》不管总统的态度如何，统统报道成美国的立场。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的政党制度，不告诉读者巴黎市长的左翼背景，他是萨科奇的反对派；而在市政府门口悬挂“藏独”分子的“雪山狮子旗”，也是萨科奇政府所反对的。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读者详细介绍香港、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告诉读者这个机制对于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个体制下的社会安静有序，反而一味渲染港台街头的示威游行以及议会里的乱象。

《环球时报》头版最爱用诸如“美国战略包围中国”、“日本自卫队视中国为假想敌”、“萨科奇再放厥词”、“台海乌云密布”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章文说，固然中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但作为社会公器，报纸应该担负起启蒙和引导大众的责任；秉持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照样能够吸引大把广告，南方报系的成功就是明证。《环球时报》的可恶在于它不但迎合，还经常刺激和操弄极端民族主义，致使新生代不能客观看世界，许多年轻人的国际观狭隘偏激，《环球时报》成为中国愤青大本营之一。

现在《环球时报》又出英文版了。它宣称“从中国人的视角，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报道、解读中国以及全球有价值的新闻”；它秉承“《环球时报》客观、敏锐、对敏感问题不回避的风格，报道面比中文版更宽更广。世界能从这里看到动态的中国，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真诚、直率的声音。”章文说，“我认为它极可能成功，只要和中文版一样，继续刺激和操弄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就一定会有市场。只是，它的报道能否‘理性”、‘开放’，它传递的声音是否‘真诚’、‘直率’，则是令人大为怀疑的”。自娱自乐，自欺欺人，那倒没关系。但是如果真像美联社所说的那样，“《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发行反映了中国正努力推行新的软实力，以树立起全球声誉。”那么，这种伟大的愿景极可能要遭遇失败，因为西方人是不会买喉舌的账的，他们可不那么容易被忽悠。

章文先生，曾任《南风窗》记者，《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主任，《新世纪周刊》副总编，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主笔，现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歪曲了中国的形象。但原因并非如同中国官员们和爱国“网民”们所想像的那样。因为，西方大多数对中国稍微有兴趣的人喜欢看很多有关社会矛盾以及腐败与民众不满的报道，对民众如何支持中国政府和制度，优秀学生依然积极争取入党，尤其是在省和地方一级的正面报道。但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反华”的政策或者偏见造成的。虽然许多中国人可能对此难以置信，因为中国自己的媒体一般都反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他们认定西方国家也会如此。但事实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倾向，和政府基本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坚信，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应该时刻监督和批评，以防止其滥权和谋私。

美国《洛杉矶时报》近日发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蒂摩西·盖顿·阿什的题为《缺乏中国的报道与偏见无关》的文章，指出造成“西方媒体中国报道偏见”的原因，不是记者和编辑“戴了有色镜”，而是未能包罗万象地“多多益善”。

文章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西方主流媒体一般会投其所好地紧随着读者和观众们，登他们熟悉和感兴趣的那些内容。媒体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要谴责中国，才去报道西藏的，而是因为媒体面对的市场消费者们对西藏问题感兴趣和有迷惑。确实，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煽动性的和负面的，可是，他们在报道自己国家的政治时，也是如此。那些编辑和选择故事的人仅仅是在遵从其行业市场导向的规则而已：流血的新闻可以横行无忌。日常状态、波澜不惊不算新闻。就像说“许多中国市民心满意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作为一张报纸有卖点的头条。

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的负面性，而是内容太少、报道太少了。蒂摩西·盖顿·阿什认为，西方媒体应当更多的采写构成一幅复杂的、并正在演变的整个中国社会图景的报道。然而，现在的趋势却是完全相反，媒体正朝着减少各类国际报道的方向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问题，随着广告收入下跌，媒体的花费昂贵的海外站点在被迫关闭，是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

美国普林斯顿学者保罗·斯塔尔在《新共和》中的一篇甚为精彩的文章中提到，他认为新闻是一种公共物品。就像清洁的空气和平坦的公路一样，在当今这个紧密连接的世界中，国与国之间必须相互理解，而这就需要相互了解对方的社会和人文状况，这也正是国际新闻报道所要提供的。蒂摩西·盖顿·阿什说，“正如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的，要敢于问‘怎么办？’；中国驻欧盟大使宋哲给出了一种典型的错误答案。在最近《中国日报》摘选的一篇宋哲的演说中，宋哲说，欧洲和中国外派记者应该“使自己的新闻报道有利于中欧增进共识、增强互信、加强合作”，以及‘尊重对方的发展理念、政策选择和文化价值观’”；“不对。这可能是驻外大使的职责，但是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特别不是采访记者的职责。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要准确、公平和生动地报道他们的耳闻目睹，包括自己的阅读。如实报道，看到什么说什么。所以，还是让我们引用邓小平最喜爱的一句名言：‘实事求是’”。

像《经济学人》、《纽约客》、和《大西洋》等知名西方刊物都登载着有关中国的，经过核实的长篇原创文章。蒂摩西·盖顿·阿什指出，“当我在北京期间，我看到BBC播报的一篇有关中国农民的报道，说他们因为城市的发展而被迫放弃自己房屋，政府答应，作为补偿，会给他们的孩子建一所新的学校。但是至今新学校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这篇报道能说是反华偏见吗？完全不是。这是实事求是，BCC正高举着邓小平思想红旗。”

蒂摩西·盖顿·阿什这篇评论的最后说，每天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多，关注中国新闻的老练读者总可以找到好新闻的“存在”。但是，问题是一般民众，是那些只是每天早茶时翻翻报纸的大众，他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追求“曝光”效果的国际新闻。

神话式的国际新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回首叹息也毫无助益。因此，笔者很怀疑中国“大外宣”战略豪掷450亿元就能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能效。也许，在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国内可能受到重视和追捧，但时间长了，就会和《人民日报》一样，被国内读者冷落。很明显的，不管人们承不承认，现在的《环球日报》，读者的关注程度远远落后于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如果离开了中国市场，《环球日报》英文版的悲惨结局是可以预见的。然而，仅仅给中国人看，对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有多大益处？！——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对《环球时报》并无恶意，早在十几年前，它就发表过笔者的文章。

如果不尊重媒体的传播规律，不考虑受众的需求心理，不在“实事求是”上转变思维，不和国际传播体系接轨，虽然中国政府“不差钱”，但即使投入10个450亿元，也只能是自娱自乐，到时候回头一看，钱打了水漂，而中国的国际软实力照例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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