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一九五八年的“军事化”——“大搬家”

从网上看到：“陕西清涧县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白一彤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她接受采访时透露，她以对村民军事化管理将全村编成营、连、班建制，理由是‘农民懒散惯了，要加强组织性’；而她競选演讲的题目是“打造黄河沿岸第一村。”

看这个信息后，我想起了一九五八年的“军事化”——老百姓叫“大搬家”，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还长时间不能平静，有些情节这一辈子也不会忘掉。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离县城三十华里。我哥嫂都在县机关的工作，从五四年我和我弟弟相继考入县一中，我母亲也就随之搬到县城里去住了。五八年农村集体吃食堂，生活越来越不好，到了秋天我母亲和我哥决定把我祖父接到城里来住。当时我哥忙的白天黑夜都不回家，我母亲就叫我回去看看我祖父，告诉他我哥有空就去接他。

        第二天我就步行跑回老家，正巧碰上这天“大搬家”，我看到的景象：竟然是有如到了世界的末日。

“大搬家”就是东村搬到西村，西村搬到东村……分男人营，女人营，老人营，小孩营，听军事化调动。当时我到家的时间大约十二点左右，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大人叫孩子哭，都在准备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生于此长于此的家在作生死离别。各家各户都把鸡鸭杀光了，当时我家里一锅就煮了六只老母鸡，有的户连狗也杀了，家家户户都像是做“最后的晚餐”。当时村干部通知，各家各户在下午四点之前做好搬家的准备等候搬家的号令，不听号令者批斗游街。

        吃过饭我就帮助家里整理行李。我祖父告诉我只带一条毡和一床被子，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要带。我想把枕头也带着，我祖父说不要带，带的衣服就是枕头。当时我婶子家的弟弟九岁，可以帮着背他两个妹妹的衣服，我帮他捆绑好还背一背试了试。两个小妹妹一个三岁一个六岁，什么事都不懂，靠在我奶奶身上不时的问：“奶奶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今晚我们到哪里去睡觉？”不仅我这两个小妹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当时也同两个小妹妹一样，也不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一辈子也没想明白。当时我祖父七十三岁，是一个很熟悉中国历史的老人，面对“大搬家”的事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相信他也十分迷惑。

行李捆好后都摆在院子里，等待检查。秋天的傍晚己有些凉意，我祖母和几个弟弟妹妹都在堂屋里席地而坐，我祖父坐在大桌子东面的一把倚子上，胸前抱着柱棍闭着眼一声不响，我和我婶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捆好的行李，全家人都在等待着决定全家命运的号令。搬到哪个村？不知道；一家人会分几个地方？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生活？不知道……

         我家堂屋大桌子上比我年龄还大的老座钟响了四下，我婶子听到这催命的钟声就哭起来了，还是我一进家时报怨的话：你哥到底有多忙？说来接你老爷不来接，说搬家具也不来搬，你叔不在家，这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你家的东西谁看管？……。我祖父说：人家行咱就行，人家搬咱就搬，走一步说一步，去不去城里以后再说。弟弟妹妹都喊着渴，要喝水，我也觉得有点渴，可能和吃鸡有关。我祖父说：烧水泡茶，等着，还说不定什么时候来号命呢！我就在院子里用三块砖架上铁壶烧水。水还没有烧开，几个村干部陪着一位“县的领导”到东院我二叔家检查，我和我二叔家两个院没有隔墙，接着就到我家，村干部一进院就喊：“准备好了吗？‘县的领导’来检查了。”这位“县的领导”一看烧水气就来了，说：“这是搞的什么军事化？在这个时候还烧水喝！”一脚就把烧水的铁壶踢了，滚了有二米多远，流出来的水还冒着热气。这位“县的领导”一进院我一眼就认出是谁来了，当时我还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孩子，一看他踢了烧水的壶，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几步跑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你是什么领？凭什么对老百姓这么厉害！烧口水喝犯什么法？”村干部对我说的什么己经不记得了，这位“县的领导”突然变得十分和气说：“兄弟你怎么在这里？”我指着地对他大声喊：“这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村干部们都呆了。我祖父站在堂屋门里大声对我说：“你是个学生，说话要有礼貌。”这位“县的领导”走到堂屋门口对我祖父说：“老人家,我是S（我哥）的同事,很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祖父说:“S是我的大孙子，这是我的二孙子，这是我的小孙子，你是我孙子的同事，我理应请你到屋里喝杯茶……”。“老人家很对不起……”为了打破尴尬局面，村干部就说到别家看看。我家的大门在院的西南方，这位“县的领导”大约刚刚走到门口，又很快走回来对我祖父说：“老人家你们不要搬家了。”说完扭头就走了，我看到身后还背着合子枪。我婶子接着向东院我二叔家大声喊：“二嫂，县的领导说了，咱不用搬家了！”

         晚上东院的二叔到我家喝茶，问我这个人（指这个“县的领导”）是县的什么干部？我是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干部，但是认识到是很长时间了，在初中的时候我和我哥去机关食堂买饭或吃饭常和他见面，在我哥办公室里也见过面，开始他叫我小胖子，后来我长高了不胖了就叫我兄弟……我一直认为是个很不坏的人。自从踢了我家烧水的壶之后，这个人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一直到了老年再回想起这件事来才改变了看法，在那个政治环境下他也是没有办法，事情发生后他说了“对不起”，这说明他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在我的一生经历中，会说“对不起”三个字的“干部”少之又少，后来我没有再碰到过。走了之后又回头说“你们不用搬家了”，当时说这句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就因这一句话而被“拔白旗”或被打成“右倾”，一辈子的前途就完了。对我当时的言行，他若向学校说一句话，也很可能就开除学籍扣顶帽子回家劳动改造，但他没有这样做，应该说是一个很不坏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和我祖父就乖火车去了城里，当时的车票是0，21元。我祖父当时心里有想法，认为农村生活不好，城里生活也不会好，农村乱，城里也不会安静，曾同我本家的二叔说己难逃天下大乱之劫，甚至不想再去城里了，怕拖累了我们。

         走的时候听说昨天晚上我村搬家的只有八、九户（当时全村一百零几户），也没分男营女营，一家男女老幼背着行李到邻村空屋住了一夜，天一明全家又背着行李回来了。外村搬到我们村几家都不清楚，因为搬来时天己很晚，天一明又都走了。后来听老家的人说，“大搬家”的风折腾了那一晚上就停了。

         三十年后我再次回到魂牵梦萦的老家，老房子没有了，老树没有了……老家已经没有了，站在那块土地上心里热呼呼的，有人生如梦之感。我曾向多人问过当年“大搬家”的事，总起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当时食堂里己经没有粮食吃了，搞“大搬家”看谁家还有藏的粮食，一搬家就都露出来了；二是为了准备和将介石、美帝国主义打大仗，所以解散家庭，全民搞军事化……；三是为了割断“私”字的根，没有了地，没有了家，没有了老婆孩子，“私”就没有了，就像割断情缘看破红尘就可以得道成仙一样，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义了。这三种说法都沾点边，但谁都说不清政策的来龙去脉和详细内容。后来在韦君宜《思痛录》中看到一段话，可以看出这个“大搬家”的风是来自当时的最高领导，在全国也可能不是很个别地区。“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己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思痛录》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当时韦君宜两口子都是部级高官。

         近些年在谈五八年大跃进的文章中，一是说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多少多少万斤，粮食多的没地方放；再就是说大炼钢铁，铁锅、铁勺子、箱子的吊扣、门上的锁挂，只要像铁的玩艺，都砸了炼了；三是说造成的后果，饿死多少多少人。但是没有人谈“军事化”——“大搬家”。其实后者比前都重要的多。为什么没有人谈呢？可能是“大搬家”持续的时间短，或许在全国不是十分普遍，再是因“最高领导”讳，因经典理论著作讳，实在不好谈，不能谈，不敢谈，也就只有不谈了。我们在经典理论著作中早就读到过“消灭家庭”和“公妻制”之论，“军事化”——“大搬家”可以说是这个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虽然只迈出了半步又退回去了，或者说失败了，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应该说，这是历史学家们，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家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条道能走的通吗?是正道还是邪道?这条道的大方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吗？还是把人类再变回成猴子？

         从古至今就有人钟情于军事化，还有人特别喜欢战争，一提起战争就激情燃烧，其实军事化就是战争的产物。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军事化”是强制的，无条件的。从战国时代的商鞅、韩非变法……到五八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不同程度的对老百姓实行过准“军事化管理”，若把这个对老百姓的准“军事化管理”放在历史的大平台上审视，可以说都失败了，它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原因，就是它的支撑点不是放在人性上、放在以人为本上、放在和谐上，而是放在权力上、争霸上、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空想上。用古代哲人话说“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人的本性，也可以说天性，是爱自由的，是喜欢“懒散”的。相反，在人群中真正天生爱“军事化”，喜欢强制的纪律约束、喜欢别人对自己发号命令、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思想者，很少。我就想按自己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晚上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早上多睡一会，若是早上叫我出早操，喊一二一，不进劳改营我是不会干的（但进了劳改营我一定会模范的去军事化）。想“军事化”的人，我想，大都不是自己去“军事化”，而是想去“化”别人。

         历史的实践证明，“军事化管理”制不了老百姓的“懒散”。从一九五八年到文革结束后土地承包单干，对老百姓搞了近二十年的准“军事化管理”，敲锣上工吹哨收工，大年初一都不叫人“懒散”一天，为过革命化的春节，吃了饺子就出工……不但没有制了老百姓的“懒散”，反而培养了老百姓的“懒散”——出工不出力。结果是生产搞不上去，折腾的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穷不堪言，苦不堪言。土地承包单干之后，老百姓自由了，积极性来了，创造性有了，没用几年吃饭不用粮票了，穿衣不用布票了，市场上要什么有什么了，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好起来了。这是千百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还记忆犹新的事情。

有的人有了权力之后，就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就得折腾，不折腾就不舒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正一步步走向法治的今天，一上任的白一彤主任就提出“对村民军事化管理”的政治举措，并以此手段来制农民的“懒散”。我看了后有些恐怖之感，难道历史的闹剧悲剧真的这么快就又开始重演？“懒散”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懒散”不犯法，不违纪，任何一个村民（农民）都是自由的公民，都有“懒散”的权利和自由。村民不是军人，村主任与村民的关系，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制与被制的关系,更不是部队的官兵关系或上下级关系，村主任没有权力对村民实行“军事化”和“加强纪律性”。村民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犯国家的法律和策规定,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黄河沿岸第一村”是什么样子？“军事化”化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没看到有关资料，猜想，应该是天堂一样美好罢。但是，有人喜欢去天堂，也有人喜欢在人间，还是宽容一些，多元化好，别“军事化”了。

人类所追求的、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我相信绝不会是“军事化”，“军事化”中没有和谐。

别用“军事化”折腾老百姓了,越折腾这个社会的人心越乱，让老百姓过天安生的日子罢!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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