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无论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的划时代节点，可以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逻辑结果。直到今天，五四的遗产仍然在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人仍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上，极少有人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 “五四精神”，一直被简略在做爱国与卖国的选择题上。

“五四”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民主”。其实，你只要仔细阅读，那个时代的前沿知识分子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科学的原则是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但那时的妄言俯拾皆是。如，鲁迅将中国几千年文化总结为“吃人”，即便像我这样警惕传统文化的，也不是完全认同的。而民主则更需要许多因素整体配合，否则就再所难免的使所希望的结果未见，不希望的结果却纷至沓来。这也是当前正在上演所谓亚洲式“民主陷阱”或“科学发展观”。

即，当民主只被窄化到只剩下选举，而不能将民主价值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则民主只不过是替贪污滥权开了另一扇大门。于是买票贿赂、暗杀威胁，暴力施压趁势而起，无非是重捡90年前的部份乱像而已。当科学被意识形态标准所左右，而不能科学发展观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则科学又成了“阶级斗争”的打手或工具。于是威权致上、消极腐败，学术造假势必盛行......

因此，从在这个意义上讲，细致地梳理和盘点这笔90年的宝贵遗产，对于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完成历时已近200年的现代转型、乃至回答“我们是谁？”这个当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都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90年过去了，几代中国人经历了“左“与”右”、“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两极之间过山车似的激荡反复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社会人生悲喜剧，现在应该是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些复杂关系的时候了。当然，以笔者浅见，当今的中国现实仍非如我期望的那么乐观。

记得《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要我看，它是一则伟大的寓言。在东方，白骨精就是专制主义；在西方，白骨精是扩张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先是寄居在君主制度躯壳里，被各种名目的革命打碎以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有民粹主义，也有民族主义，还有更漂亮的爱国主义。可惜的是，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唐僧们，还在为被打瘪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的躯壳哭泣，等到被白骨精抓到山洞里再后悔，就已经晚了。

时至今日，由于“五四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目标仍未真正实现，并且看起来前途依然漫长曲折（这是一笔极端复杂的旧帐，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及随后半个世纪的“冷战”等外部环境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我们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而在我看来，“五四思想”的缺陷本身就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先辈们当年热切呼唤的“德先生”、“赛先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身上仍有一定的感召力。但是，就如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正落实“德先生”、“赛先生”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比起先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提高和加深，甚至有所怀疑和退步。至少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确发现 “民主是个好东西”。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传统的“中学”还是现代的“西学”的素养，与陈独秀、鲁迅、胡适那一代相比反而明显退步，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实现民主、科学的前提是必须打倒“孔家店”，相反，他们热切地相信，只有“孔家店”重新开张才能拯救走火入魔的西式“民主、科学”，包括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论。说到底，这仍然是五四的强大精神遗产在发挥支配作用。

在我看来，今天那些要求复兴传统文化、反对西方霸权的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模式，与过去要求打倒“孔家店”的人如出一辙。顺便扯得稍微远点，包括孔老夫子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贤早就对人类的发展做过预言，社会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制度有所变更，也有所保留。孔子甚至赞美革命，言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孔夫子所说的汤武革命是一种改朝换代的暴力行为，与当今流行语中的什么“科技革命”之类的内涵是不同的。同时，孔子在讲到“变”的前提条件时，说“穷则变”，讲到变革的目的时，说“变则通”，讲到“通”之后的情形时，说“通则久”。

上个世纪，中国几乎一半时间是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但中国的革命家队伍中的懂得民主科学的人太少了，搞了革命之后没有能力尽快恢复民生建设，导致人们对革命成功后的结果的怀疑。即便是孔子讲的改朝换代式的汤武革命，其目的也是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让老百姓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假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让穷人更穷，那还不如不革命。孔子说的“变则通”就是这个意思。

近来我总觉得，在中国，热烈鼓吹和尖锐批判某一观念的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在精神气质方面往往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中国与西方可以、也理应相互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是真正客观的理解，而不是以“主义”取代事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罢都仍延续着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正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论是科学，还是民主。很多时候，歪曲历史会制造出某种现实力量，但其最终结果注定适得其反，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歪曲历史也就是扭曲现实。惟其如此，我们方可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与世界各国竞一短长，得到真正的尊严。

附一：也论孔子的要得和要不得——兼与陈交天下友商榷

遥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以此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孰知，二十多年后，仍然处于改革开放征途中的中国，却出现了“传统文化热”。是世道轮回，抑或理性复归？耐人寻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轮“传统文化热”中，儒家文化独享盛名，孔子备受推崇。《论语》风行海内，孔学走红于世。每年“圣诞”之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官员也参与其中。仿佛“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热”中，甚至有学者呼吁，将儒教作为国教。更有八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宣称中国应建设“儒家社会主义”。在文化日趋多元、思想日趋活跃的时代，学者标新立异，固不足为奇，但是那种将儒家文化与 “传统文化”等同起来的说法，却有悖历史，而且有可能在借鉴传统的时候蒙蔽人们的视野。我赞同易中天的观点：“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 “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继续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假如我们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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