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兽首”事件稍稍平息没几天，又一件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在法国被拍卖，这件文物是清乾隆年间玉玺印章“九洲清安(晏)之宝”。作为皇帝御用之物的玉玺其意义与价值远高于作为景观设备的“兽首”，毕竟“玉玺”二字代表着不仅是一件文物，“玉玺”其实在某一方面也记录着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见识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秦代始，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称为“玉玺”，共有六方，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但有一方玺并不在此六方之列，但却是登基必备之物，那就是传国玉玺。

在古文献及各类历史书籍中都经常能够看到“传国玉玺”的存在，但似乎在宋以后的千余年来似乎再不见关于“传国玉玺”的记载。

传国玉玺来自于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就是故事《将相和》里那个“完璧归赵”的那块璧。《韩非子·和氏》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

秦王赢政统一六国之后，得和氏璧，乃命镌为章，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明不正言不顺，底气不足。“谋反做乱，欲谋大宝”的“大宝”即为“传国玉玺”；“大宝”即为江山社稷之代称，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

汉高祖刘邦入咸阳，秦君子婴献“天子玺”代表着“传国玉玺”首次履行“传国”之责，其后两千余年，代代相传……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此下落不明……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蒙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法国拍卖的圆明园玉玺非传统意义上的传国玉玺，而相信仍有不少国人对于真正的“传国玉玺”的下落十分关注，但浩瀚的历史长河，小小的一方印玺虽见证着朝代更迭，曾经是天威与皇权的象征，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虽然玉玺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但其记录着历史足迹却仍十分值得后人去品味，象征也好，文物也罢。就这样消失了，传国玉玺的消失与复出，或许仍需看天数，但传国玉玺倘若复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博物馆中一藏品而已，隐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传国玉玺”避免了流落异国之厄运。或许销声匿迹后神秘的传国玉玺更能够代表历史的深沉，毕竟历史需要让后人去铭记的有太多，有句话说过“失去过才能懂得去珍惜和拥有”，但失去了的“传国玉玺”可能已没有再重新拥有的机会，或许历史总能够因为拥有遗憾才更显得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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