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发端于北美的猪流感，让全球恐慌。在这个时刻，特别令人回想起4月初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如果北美流感传到中国，新医改方案将受到重大的检验。

新医改方案出台时，当局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狂轰滥炸，鼓吹新医改的好处。恍惚间，被高昂医药费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老百姓仿佛看到一丝希望。但清醒之后，却发现事情可能不像当局宣传的那样完美，精心炮制出笼的新方案，最终可能又是糊弄老百姓的一纸空文。因为，纵观这份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新方案可以发现，老百姓最关心的内容都语焉不详，除了官话就是空话，没有具体的操作细节，很多表述都含糊不清，内容空洞，通篇充斥着“逐步增加”、“有效减少”、“进一步完善”、“加快建设”之类的词语，鲜有具体数量化的指标。

根据大陆官场的游戏规则，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操作空间大、随意性大，最终改革是否成功也无从判断，完全由官方说了算。老百姓最想知道医改后看病到底能少花多少钱，但至今官方也没有人给出明确答案，仍然是一笔糊涂帐。如此下去，若干年后，回过头看，医疗改革仍旧是重蹈过往的覆辙。

事实上，从当局以往推行的许多改革来看，在政策刚刚推出时，都打着利于百姓的旗号，但由于缺乏操作细节，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操控下，改革最终都演变成对百姓权益的剥夺，每次都是小部分人得益，大多数人受害，与最初的改革目标南辕北辙。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应该向老百姓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直截了当说明医改能带来多大好处，能减轻多少负担，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说些似是而非的语言，炮制一些华丽的辞藻来装点门面。

政府以往对医疗卫生也不是没有投入，但有关资料显示，这些巨额投入大部分都投在了城市，而其中绝大部分又被公务员、特别是政府高官们享受。而现在这份打着惠及全民口号的医改方案，却仍在继续固化着这种制度上的不平等，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为公务员、城市和农村分别制订不同方案，农村贫穷人口受保护程度仍很低，低收入群体仍要自己负担高额费用。

医疗、教育和住房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百姓抱怨最多，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如今当局启动医改，显然是想以此缓和矛盾。但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几乎没有国家能做到尽善尽美。对当局来说，推出这项改革，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改革失败，人民将可能彻底失去对当局的信任。不幸的是，已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份方案操作下去，如果监管不当，老百姓、特别是九亿农民不仅未必享受到好处，反而会增加负担。如真的出现这种情景，要承受的绝对不仅仅是面子上的难堪。

实际上，在新中国历史中，似乎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政府的重要政策这么公开地争论了如此之久的时间。本来，若非是因为医疗卫生改革，政府这般的尊重民意实在是可喜可贺的。而医疗改革则不然，这个改革计划历经数年犹豫踌躇后才出台；而多年来，公众怒火早已经随着往往过高的医疗费用，日见高涨。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刊登该刊编辑部的一篇题为《病人得益？》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近期公布的医疗改革计划有如下缺点：中央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依然有点神秘兮兮；没有充分考虑医院的得失；地方政府对医疗改革缺乏热情。如此一来，医院因为医改断了财路，没积极性；地方政府因为医改不易吹糠见米建政绩，也没兴趣。

该评论说，中国政府在4月上旬公布了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医疗改革目标，以及今后三年的具体实施计划。但推迟了几个月才公布的总体改革目标，与去年10月公布的草案比较没变。官方称，目前有两亿中国人目前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到2020年时，中国将建立一个政府出资的“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险体系；到2011年，医疗保险将覆盖全国90％的人口。与10月公布的草案比较不变的还有，8500亿元人民币的开支，对此，中国政府在今年1月说，将在2009年及随后两年将这笔资金用于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中国政府承认，要达到“安全，有效，方便和付得起”的医疗服务目标并非易事。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许多中国人怨声载道，认为医疗改革方向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了。

曾几何时，中国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虽然落后，但是覆盖全民，广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和羡慕，而如今，医疗制度已演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逐利系统，以腐败、冷漠和昂贵而著称。2003年，当足以致命的非典疾病爆发时，官方才开始明显意识到了全国医疗体系这种混乱状况。问题也高度曝光：由于许多人担心可能要花很多钱，不愿去医院治疗，使得很难治疗这些病人，导致疫情进一步蔓延开来。

新一届领导人想关心贫困阶层所处困境，但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才开始起草一项全面的医疗改革计划。即使处于全球经济危机中，政府也显得并不着急。许多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刺激国内需求，能够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办法之一就是降低居民以储蓄来防备医疗急需的动机。政府最近公布的这些文件并没有明确指出，即使是到2020年，居民能够获得多少政府给的医疗补助。

目前即便是那些享受政府公费医疗的，仍有很大一部分医疗费要自掏腰包。在农村地区，尽管过去几年中国政府迅速出台过一些新的保险办法，但是还有许多农民吃药看病难。中国80％以上的药品销售通过医院实现。医院“以药养医”、在药品招标中拿“回扣”和医生开大处方拿“提成”成为医疗领域的突出问题。

《经济学人》的评论还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大目标，就是取消“以药养医”，打破公立医院依靠向病人收取检查费、医药费和其他治疗费用来维持的体制。但是政府补贴只占医院收入的一小部分。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医院超过90％的收入来自于医疗服务和开药，而在这方面监管缺失，收费过高。要断医院及医生的这条财路将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

政府公布一个基本药品目录，要求今后三年，公立医疗机构给这些药品提供优惠价，医疗机构从中赚取的利润要消除；医院由此产生的损失将由政府给予额外补贴。但医院现在经常是通过药品的非法涨价，以及从药厂获得回扣来赚取利润的，而政府的新补贴不可能将此包括在内，医院的收入就会缩水。不过，“堤内损失堤外补”，医院在对付政府关于特殊药品价格控制政策方面，早已轻车熟路了：那就开其他药品的处方，或者，让病人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或治疗。

医疗制度改革的另一个大障碍，是地方政府对这项改革兴趣缺缺。官方称，医疗改革计划的8500亿元开支中，中央政府只出40％。这样，省级及更低级别的地方政府可能不愿将钱投到这种不能立杆见影、迅速增加就业和刺激GDP增长的地方。地方政府对于医疗改革究竟要要负担多少，仍不明确，8500亿元投资代表的只是医疗开支的“增列”。北京《财经》杂志指出，今后三年，中央政府对医疗开支的年均投资额将是大约1110亿元。中央政府2009年对医疗事业，包括医疗改革费用的预算只有1180亿元，中央政府的投资额看来并不会增加。

新医改方案描绘了中景和远景：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到2020年，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多年从事民间医改研究的北京宝蓝汇医改研究民间机构首席专家李海林先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让农民享有医疗保险的同时反而更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中国医改在全民医保的‘伪概念'中无法得到彻底改革”。

李海林在对中国农民就医条件的调研之后，认为新医改中提出的这个新型农村合作项目，实际上是变相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新农合项目本来是政府给农民的一种福利政策，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执行部门的路走偏了。比如原来农民看病，因为他们没有报销这一说，结果医生就给他们开，比如：30块钱的药。但是有了保险之后，新的农村合作药物目录中又有一些急需推广的药品，这样一来农民得到的药方的处方值就明显加大了。结果造成120块钱的处方药，如果报销60%,那农民们还要掏上48元。也就是说农民有保险之后，比原来自己花的30块钱还要多上十几元。这只是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如果是大病那农民的经济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个原因，有的地方“农合项目”只有住院才能报销。但是有些疾病只需要门诊治疗就可以，可有了这个前提之后，造成小病也得住院；因为住院才有报销。但住院和门诊的费用相差几倍，所以农民本身不太情愿加入这个“农合项目”，政府就提出给予每人80到120元补贴。

李克强副总理承诺在新医改中不仅是农民，更要让中国13亿人都享有医保，从而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可李海林认为全民医保是个“伪概念”。全民医保目前的现状是整个的利用效率比较低。现在医保过程中权力执行的力度差别很大。包括医保的方式、医保的概念都值得探讨。特别是公共保险介入医疗这件事是十分不妥当的。就像新农合的项目，政府给80元补贴，农民自己付20元。这根本谈不上保险，只能说是一种福利。此外，保险只保小手术，但从长远来看，政府要推出保大手术、长疗程这样的项目，因为小病花的钱本来也不多，真正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是大手术和长疗程的疾病。即便不是农民，只是工薪阶层，甚至是富裕户，他们遇上了大病需要手术住院和长期治疗，这笔费用他们也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所呼吁的全民医保体系不是单纯的保险，而是说国家以福利、救助、捐赠等方式实施。李海林在民间医改方案中提到，中国官方将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作为首要任务只是表面现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医疗改革，应亟待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我要说的就是给医务人员提供很好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怎样给群众传达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如何看好病的方面，政府要解决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改善医疗心态这两方面入手。让医生们的合理收入要合法化、灰色收入要阳光化。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国家大笔的投入，还是想办法节约资源。国家投巨资是没错的，并且投要投到各地方。但是有很多医药产品，中间经过的环节太多，导致了资源浪费的严重后果。

实际上，中国医药体系的节省潜力是很大的。如果物质层面都回归真实价格体系，中国一年能节省3000亿元，那三年下来就节省了9000亿元；比政府的8500亿元还要多。

官方将8500亿元用于乡村医疗补助和医疗机构的建设，这个资金投入重点也有问题。因为现在乡村医疗资源的实际情况是，并不缺病床、不缺医院、也不缺大型的医疗设备；包括中国CT机的使用率其实很低。此外，连一些偏远地方的急控中心，国家早就已盖好了。但这些都无法真正解决老百姓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医药体系的截流，让医生为病人着想能少花钱就少花钱，要政事分开、医药分开、盈利分开；真正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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