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座落在北京大兴区黄村义和庄北里蓝天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又一次搬家了，校王主任对我们说：“搬家对我们来说已经习惯了、也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了。张校长说：“这儿还算是好的，当年海淀之行办学，十年搬过十一次家,这里折腾还算是轻的。因为我们第一任房东人相当好，就把这一块就是这一方块从这个房到这个方块归学校，但房价高了，原来整个院十六亩地是28万，现在整个院是50万，老板租给我们年租金是15万块钱，我们也是用相对承受得起的租金来承办着这个打工子弟学校。”这是今年两会结束后我们走读大中华栏目摄制组，来到明圆打工子弟学校遇到的一幕。

接下来我们用手中的摄影机镜头跟随他们从义和庄北里的家，来到了他们才租赁不久校舍。穿过那两扇破旧的校门、眼前两排平房已经粉刷一新墙壁上写有蓝天明圆校训，操场上迎风飘着的国旗已经褪色，有一副篮球架一个有蓝框另一个还是光板，进门右侧是一座简陋的三层楼厂房原来是一个大型的木器厂，倒闭以后被电机厂兼并了属于电机厂的房产。有些门窗都已破损现二层是初中部有三个班在这里上课，现初中有40来个学生小学部500来个生源。

下课铃声响过之后，我们跟随校王主任来到二楼初中部的教室和这里就读的孩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读几年级啊小朋友？六年级。

杨锦麟：老家是哪里的？

    同  学：河南的。

    杨锦麟：来北京几年了？

    同  学：六年了。

    杨锦麟：你是从哪里来、几年了？

安徽，五年。你呢？四川、河北、山东……孩子们用天真无邪的笑脸和那甜甜的声音在介绍着自己，她们大都跟随父母漂泊在北京。就读于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有些同学在北京生活已经十几年。

这里的条件看上去是比较差的远不如公立学校，破旧的课桌据说是城里孩子逃太下来的、教室里没有暖气、窗户上有些玻璃也已破碎还呼呼地往屋里透着风。据宋老师讲虽然这里的环境比不上城里，但孩子学习都挺上进的。我们此次拍摄采访先后走访了几户人家，零距离去接触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心声。谢爱玲15岁来自河南大别山区，2003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一家五口现居住在大兴区黄村租住的房子里。放学了我们跟随初一年级的她看一看，尝试着跟他的家长来谈一谈，他们怎么样带着孩子到北京来打工，怎么样为孩子的受教育的问题操碎了心的一些心路历程。    

这是大兴区黄村火车站旁边的居住区，有点房屋已经开始拆迁看上去一片狼藉，一条小路两旁挤满了商贩，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这也是谢爱玲和她的同学每天必经之路，穿过这条小路拐个弯进入一个小巷子，在小巷深处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工子弟的家。到了，这就是我家，小爱玲用甜美的声音把我们迎进她居住简单的平房里，一进门镜头随杨老师的眼睛环顾四周，进门的左侧是做饭用的厨具，依次为简单的家具、18寸的旧电视、一张大床，中间为一张圆桌、几把小凳子。据她爸爸讲这些大都是房东留下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爸爸做装修过完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活干一人在家，爱人在大兴区少年宫做保洁还没下班。在这一块居住的有很多人不过大都属于都市中最贫困的人群，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他们是外地人，却长年居住在北京，他们的孩子们?我们经常听到的打工子弟，无疑是城市里最值得同情的一群人。看到这个情形三个孩子都要受教育抚养成人，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比较重的担子。杨锦麟老师以拉家常事的采访问他，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看法他说：“如果子弟学校能办高中最好，他就不用换地了，真办不了高中必须回老家了。他接着说对教育咱们也不敢要求太高，最起码孩子能够平平稳稳在学校里面顺顺利利学习就行，要求太高作为我们来说，也没那资格要求太高。有一个保障就行。”听到这里杨老师用他犀利的语言作了评述，也同样让我感动。

北京有三十多万的农民工的孩子，现在只有二十多万人能读得起书，而就读的书基本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在这种比较边远的县、区，特别是一些工厂区，或者面临拆迁的这些区域里面，孩子们和子弟学校在顽强的生存，生存还有问题，他们备受很多的苦恼。因为我们当地政府没有太多统一的办学的标准，或者说对我们的公立学校标准，跟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应该，他们条件也毕竟有限。昨天看了一个小朋友的作文，我听了也觉得挺暖和的，这个学校很奇怪，他没有暖气，但是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你看这样的话孩子写出来，为什么温暖呢？因为他感到这是他们一个归宿，他们在这里获得一个教育的机会、找到他们的黑板，找到他们的课堂。

艰辛的生活让他们的父母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孩子的成长。家长们不得不降低对下一代的期望，他们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目的只是“有老师管着，孩子不出去惹事就行”。我们还了解到蓝天明圆学校在北京已经办了四所，如果没有坚持他们是做不到的，没有国家的补贴，也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完全靠就是这些热心的人，然后一点一滴筹集起来的，来这里就读的孩子来自五湖四海，四川、安徽、河北、河南、山东、东北，孩子在这儿生活一般都在七、八年，口音都开始变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变了，但是在北京他们没法享受他们应该享有的教育权利。

杨锦麟老师说：“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主要靠出售自己廉价劳动，自己的血汗，一点一滴的盖起了高楼大厦，但是他们恰恰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建设之后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个不公平。” 宋老师也说：“学生是花，老师是园丁，我的体会就是说，不管你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我认为都是党的孩子。共产党是太阳，学生是花朵，太阳照花朵就应该全照，不能说给城里的花朵就照阳光，给乡下孩子就不照阳光，我认为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公平教育。对城里的孩子进行这样的教育，对乡下的孩子也应该这样教育。”从2003年，北京市北500多个民工子弟学校，经过政府的整顿和学校的合并，目前有302所民工子弟学校，有办学许可证是63所，没办学许可证是239大部分处于非法存在的状态。节目最后杨锦麟老师给我们做了解读：

走读大中华边走边观察，这两天走读过程中，我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教育公平怎么落实，这是一个未解的答案，农民工子弟学校，恰恰就是在落实以人为本，这是个特殊的现象，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这所学校由于北京市有关方面统一标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标准，如果他明年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个学校就面临一个取缔这么一个前途未卜的危机，学校的老师、校长仍然在努力，仍然在努力创造办学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他预测它的未来和它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