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初春，两支以“人民”开头的军队，在南方溽热潮湿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一次真实的较量。

这是一场具有东方特色的战争：两个最擅长游击战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的军事作风、战斗素养，意识形态和人文素养，极其相似——丛林战、游击战，是越南人民军曾经对付美国人的最佳手段。在这些地区，中国军队曾经3次部署在这里，对这里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但是那时，越南人又拿来用于对付中国人。

与昔日的友军作战，也是中国军队首次跟自己影子作战。与影子作战是痛苦的，既无常规可循，也不受本本约束。但正因其如此，中国军队在其后的发展中，成长迅速。

战争的起初，越南人或许认为，经历10年的文化革命，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势力已经是无比的衰弱，中国军队不可能再有能力来维护他的边境，剩下的只能是坐下来接受谈判协议。因此并没有把驻扎在柬埔寨的主力师全部派遣回国，只是依靠过于分散的地方独立团和数十个公安屯以及民兵武装对抗中国的抗击。

20万的中国军队从最初的战争不适中走出后，用前赴后继的战士血肉之躯打赢了这场战争。但在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心里，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喜悦，因为在这场特殊的地形条件下与特殊的对手进行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如同放置在手术台上的被解剖者，在无影灯的照射下，其瑕疵无处遁迹。

30年以来，大陆军事学者们一直在小范围内议论着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和刺激，没有人肯轻易去否定这场战争的军事历史价值。尽管人们知道，官方的主流的评析结果的出现或许会来得漫长而遥远。

 

取胜的人海战术

对军事史家来说，1979年的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已公开的当年昆明军区的一份战时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

中国军队采取了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内战时形成的基本战术，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即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巨大代价：从2月17日到3月5日，正式开展的十多天，中国就因战斗减员2万多人。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中国军队一支部队从云南方向谷柳地区偷渡红河，进攻230高地，在凌晨2点至8点54分的短短6个多小时里，该部营以下干部伤亡3300多人，越军只伤亡102人。

参战幸存的一位中国老兵回忆当时战况：“冲锋号一吹响，步兵、工兵、通讯兵、防化兵高喊着‘冲啊！’，潮水般向敌人阵地冲去。我们都非常紧张，完全忘了平时训练的队形和战法，队伍乱七八糟，只顾一个劲往前冲。冲在前面的步兵成片倒下，没倒下的战士义无反顾，冒着弹雨继续海浪般地向前冲去。”

这是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一幕：中国军队一个指挥进攻的连长一个劲地命令步兵冲击，三次冲锋失利后，上级责问：“配属你的炮兵、工兵防化兵你为何不用？！”连长一抓脑袋：“就是，我他妈忘了！”

越南人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中国军队战术上的弱点。已经20多年没打仗的中国军队在对方猛烈火力的攻击下，有些手足失措。步坦协同作战曾经是苏联的战术之一，但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的经验士兵们为防颠簸竟用背包带将自己牢牢地捆在坦克上，在越军的火力打击下未及反应，已经被打的千疮百孔。

1978年底，中国派遣两名上将许世友和杨得志负责云南与广西军务，负责与越军东、西线作战。许和杨是毛时代的开国上将，在中国军队东西集团中，这样的开国将军还有十数位。这些解放军将领没有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经验，相关的组织指挥、战法运用都接近空白。

显然传统军事理论部分牢牢地占据着中国军队。在对敌人进攻时，指挥员们习惯用诸如“炮火准备，炮火延伸，步兵冲击”三段式战法。作战部队战术思想单一教条，在进攻途中，不论什么范围的敌情，都会逐级上报，然后等待上级通报反馈，再展开军事行动。

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在中越战争初始中的谋略亦表现不如人意。原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在忆及东线总指挥许世友时说：许司令对革命忠心，执行命令坚决，作战勇敢，但创造性和谋略性不足。

“这次战斗所以能用常规战法取胜，全凭战士前赴后继，中国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精神堪称一流。”当年参战的一位解放军上将说。

 

两军的“师生缘”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国家，刺刀手榴弹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一个连长，打仗时手里也有好几个兵种十几种武器，这个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却是姗姗来迟了。

5年后的中越战场上，合同作战的思想终于代替了单一兵种作战思想，虽然迟了些，但血的力量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老山、者阴山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国军队首先集中所有炮兵，以突然、猛烈、灵活和持续不断的火力，炮击竟长达26天，给越南人以毁灭性打击。战后从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炮兵消灭的对手占总歼敌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一仗与其是步兵的胜利，倒不如说是炮兵的胜利。”参战轮战的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军长傅全有事后总结道。

傅甚至发动军部的参谋们参战之余编写战术研究手册，寻找非常规取胜打法。80年代以后的各大军区轮战的边境拔点作战、坚守防御作战、炮击作战和侦察作战中，中国军队已经意识到，在曾经的学生面前，作为老师的自己明显落伍了，各轮战部队开始认真展开热带山岳丛林地战斗学术的研究。

中越两军的“师生”渊薮可以上溯至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1950年5月，按照中越两党协议，越南人民军的王牌部队308师（（缺一个团）来到云南砚山地区，由解放军第13军帮助训练与装备，随后，越南第209团与174团进入广西靖西地区，由广西军区帮助其整训和装备。

在中越两国的友好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后，中国人还派出军方高级将官组成的工作组悄悄潜往越南，毫不吝惜地向越军传授类似围点打援等毛泽东武装思想的精髓。但在后来攻占谅山惨烈的战斗中，越军的这支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首次出现，奋勇展开逆袭，向过去的中国老师惨无人道地施放化学武器。

中国人的装备寒酸的可以，一线基层连队有的都没有装备防毒面具。1979年作战时，中国军队部分部队连以下分队没有装备无线电通信器材，现有的只是军号、手旗和小喇叭，指挥主要靠手势、旗语和音响信号。

更难以启齿的是，中国军队孱弱的军事装备，这是“文革”给军事工业留下的后遗症。59型中型坦克是中国军队在对越战争中所使用的主力装备，但作战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防护力不足，机动能力欠佳等，越军特工用一支苏式40火箭筒可以击穿坦克的两层甲板。

坦克的车辆技术状况不容乐观，几乎每辆坦克都有不同程度的小毛病，主要集中在无线电设备上，杂音太大，信号时断时续。这些设备的零件都是“文革”时期的产品，出厂时大部分产品都不合格。

 

军队现代化启动

让一支战术单一、装备简陋、人员臃肿的军队轮流与昔日战术思想接近的对手血拼，这在30年后的今天，被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是，当年复出的邓小平为巩固自己地位和砥砺军队“蓄意之善举”。

早在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同总参谋部领导谈话时，针对“文革”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曾形象地指出：“我们军队的状况，还是一九七五年讲的，就是三种状况：软、懒、散；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

那时中国军队的大多数指挥员对现代化指挥系统几乎一无所知。时任副总长的杨成武上将刚从法国访问回来，法国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让他大开眼界，指挥员甚至在屏幕上清楚看到分队行动和单兵战斗动作。

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启动了军队现代化，他指出：“军队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

邓后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也迅速扭转了部分僵化的军方高级将领们的思维——中国军队要走精兵之路，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1981年秋天，在同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检阅华北大演习参演部队。在这次演习上，邓对新时期中国军队建设总目标作出高度概括：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军队开始在内部进行“消肿”手术，裁并了各级机关重叠机构，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部分野战军步兵师改为简编师。1982年至1983年，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下辖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军区直属的炮兵、坦克和野战工兵部队，大部划归陆军军建制；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1985年6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这次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总部机关人员精简近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全军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0多个。

经过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兵员总员额从1975年前高峰时的611万，减到1985年的300万。以中越战争为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裁军的舞台上，上演的并非简单的大裁员，而是战略性结构大调整。

与裁军相同步，陆军航空兵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立；随着陆军集团军的组建，陆军中技术兵种比例首次超过步兵，人民军队迈出由摩托化向机械化的关键一步。

 

擢升的高级将领们

战前，中国军队上下找不出几个精通诸兵种协同作战指挥的将领，多数开国将领年事已高，知识和实践跟不上现实战争的需要。随着中越战争的推进，这方面“一专多能”的将才显得捉襟见肘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忠是中国军队第一个机械化师的师长，他是为数不多有战术合同实践经验的将领。为发挥其特长，广州军区暂时扣下吴忠因“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审查，让其统一指挥南集团部队，担负起高平实施主要战役突击的任务。

在中越战争后，一批中、高级指挥员在战火考验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将星。将领们以后多数成为解放军总部机关、7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他们日后担负起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据统计，战后因越战擢升的中国军队将领中，有上将19位，中将7位，少将6位。

这批人中比较知名的是，原43军127师师长张万年，后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原云南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西线部队协同指挥的梁光烈，现已成为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原11军31师91团副团长廖锡龙的成长更为典型。1979年中越战争后，恢复建制后不久的中国军校到参战部队招收大批的战斗骨干。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团一级的军官中选拔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北京军事学院学习，为中央军委第三梯队选拔苗子对越参战部队更是选拔重点，31师91团副团长廖锡龙也被选上了。

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91团是云南战线唯一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二等功臣团”的步兵团队。整个对越作战中，91团根据不同阶段的战斗情况，廖锡龙副团长先后被派往了该团2营和3营加强指挥，他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战场上3营在廖锡龙的指挥下作战勇猛。

1984年5月，邓小平任命他为11军副军长，人民日报登载此命令，在报刊上公开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升职命令，堪称少见。3个月后，又任命他为11军军长，统一指挥老山、者阴山作战。廖锡龙被评选为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1985年5月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以后，廖锡龙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兼云南前线司令员。

1988年，军衔制恢复实施时，这位成都军区的第一副司令被授予少将军衔。廖锡龙1993年晋升中将军衔。1995年廖锡龙在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的十年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2000年廖锡龙晋升上将军衔。2002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从士兵到将军一步一个脚印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步步入了中国军界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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