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应该一直是非常奇特的信仰现象。它源自传统儒教对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并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这一信仰、崇拜的文化基础。但是，正因为传统的儒教，可以分为政治儒教、哲学儒教、伦理儒教、生活儒教和宗教儒教若干层面那样，儒教对于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同样也与政治、哲学、伦理、生活、宗教紧密相关，从而使圣人信仰或圣人崇拜渗透这些重要内涵。所以，当代中国人的毛主席信仰现象，同时也源自于当代中国人对30年改革开放在文化、信仰层面的认同与争议。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毛主席走下了神坛；30年之后，毛主席再次登上了神坛。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民间神庙、土地爷、灶王爷的祭祀礼仪之中，随处可见人们祭奉的毛主席像。有的地方，干脆就挂出了“毛主席神庙”的招牌。人们想升官、求发财、保平安、考大学、希望生活安定，乃至于整治腐败、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于、祈福于毛主席。
不可讳言，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深藏着中国人对于毛主席一代伟人的敬重和怀念。然而，在毛主席信仰之中，人们烧香、上供、叩头、跪拜、行礼，各种崇信方式，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义批评。特别是在触及、事关人们对社会变迁、贫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稳定现象的各种议论之时，毛主席信仰几乎就是一种正义和批评的化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价值标准，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主席，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主席信仰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尤其是那种结合了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会把信仰置之于非信仰的层面或权力关系之中，借信仰说事，用权力表达，使信仰变形。 这种信仰方式，一种是朴素的感情需要，一种是刻意的权力矫情。可怜的老百姓多属前者，有身份、学问的人多属后者。还有一种，则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从中生产的民族精神认同。 相关的问题是，毛主席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象征、社会现象？它能够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探寻、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圣人、保佑、灵气、风水、祖坟、升官、发财、健康、平安。这种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荡漾在心底，似象征隐喻了社会的变迁，同时也能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格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抱负的伟大实现，还是治国家平天下，毛主席都是一个大人物；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毛主席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偶像。所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头的毛家祖坟，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身心虔诚。可是，在权力场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冲突之中，那些信仰的目的则是重重叠叠，用心不一。 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以毛主席信仰或崇拜为象征的信仰方式，无一不被信仰者个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则是个人信仰的私人化。尽管当代社会中触目可见毛主席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他们始终缺乏联系，一种社会的关联。一方面，传统的乃至当代的圣人信仰、伟人信仰，本来就是极其个人化的一种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信仰方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得以成为群体信仰的社会空间。此当为“社会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会学实质。谈宗教无用，讲信仰尚可。因为信仰的社会学本质，是仅仅对个人的关涉，个人的精神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