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极处是执着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如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殴，冬季非常寒冷，缺乏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拒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亿，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乱伐的事，他们全都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学者金雁在东殴作研究访问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家里其他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盒，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圣诞饰品-----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的这么周到？”“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尉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联帮德国政府）战后除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拒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岭和居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一封慰问信和一箱圣诞用品。”这项政策已坚持近半个世纪，德国政府还良心债，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向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汽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左右。格里希上任第一天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汽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汽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上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汽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任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了自己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更认真？
      只有日本人！
      让我们暂时抑制一下对日本人的愤恨，看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
     说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了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得离开日本。这不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中舀了一杯水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那才稀奇。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后，地上不留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为世人所熟知。其实这不算甚么。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办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接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几乎所有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让人可敬又可怕！